25名农民工

被欠薪17万余元

2011年10月18日，来自河北魏县的张振国等25名农民工进入石家庄市长安区南村镇东五女村御景东城项目工地施工。农民工在这个工地上负责的是14、15号楼的抹灰工程。据农民工代表张振国介绍，他们是经一名叫冷东清的包工头介绍到工地干活的，当时该项目的负责人口头承诺待工程结束后就会付清农民工的工资。

农民工自2011年10月18日进场施工，2012年4月25日完工离场。除去曾支取的1万多元生活费，还应得到17万余元工资。2012年5月，包工头冷东清给农民工们打了欠条，称项目承包商支付给他工程款后，立即支付工资。然而此后三个月，张振国作为农民工代表多次找冷东清讨要工钱，均被其以各种理由拖延。直到当年8月，冷东清干脆避而不见，双方只能通过电话联系。

2012年年底，冷东清连电话都不接了，更换了电话号码。

劳动监察部门

介入调解但没结果

张振国说，他们打工的工地是东五女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发商是东五女村委会，承包商是石家庄深龙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当时工地上连个大门都没有，他们没和我们签订合同，也没有诸如出入证等可以证明在工地打工的物件。”2012年5月，张振国等人向石家庄市长安区劳动监察部门举报。

经劳动监察部门协调，深龙公司同意支付部分农民工工资。“当时我和一些工友正在元氏县干活，往回赶的路上堵车，当天下午才赶到石家庄。”张振国说，由于约定支付工钱的时间在中午，他们迟到了几个小时。正是因为迟到的这几个小时，农民工与眼看到手的工钱失之交臂。对方称没有那么多时间等他们，工钱的事儿以后再说。

此后不久，深龙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不再接听他们的电话。

各部门互相推诿

农民工不知所措

联系不到承包商，农民工们再次将希望寄托到劳动监察部门。哪知事情越来越不顺利。

张振国说，自2012年5月至2013年8月，他们到长安区劳动监察部门的次数达十次之多。劳动监察部门接待他们的人说：“你们不能证明和深龙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还是到法院起诉冷东清吧。”

或许到法院起诉是一条解决之道。今年6月，农民工来到长安区法院。到了立案庭他们被告知，到法院起诉也是需要证明，况且包工头已不知去向，法院拒绝立案。

2013年9月底，张振国和律师一起来到项目工地所在辖区的南阳派出所报案。对方称他们对于恶意欠薪案件只针对劳动监察部门移送过来的案件立案侦查，不接受个人报案。

事情发展至此，农民工的讨薪路一波三折，寻求公权力救助的途径似乎条条都被封死了。几位农民工代表将大部分时间、精力花费在讨薪上，一年多几乎没外出打工，有的家庭经济困难甚至支付不起孩子的住院费用。

讨薪难

让欠薪老板胆壮

张振国等人在劳动监察部门、法院、公安机关走了一圈后，他们的欠薪案件又被推回到劳动监察。张振国等人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律师刘占雷，希望借助律师的力量解决他们的难题。

律师说，他第一次找到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时，一位负责人当即给深龙公司拨打电话核实情况。由于当时深龙公司项目负责人不在石家庄，劳动监察大队让刘占雷过几天再去。然而，几天后，劳动监察大队的态度发生转变，称不能受理他们的案件，原因还是没有证明劳动关系的材料。

劳动监察部门果真不能受理没有证明材料的案件吗？笔者从石家庄市一位劳动监察员处得知，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农民工向劳动监察机构举报时，需要出示初步的证据。关于证据这一点，劳动监察与劳动仲裁、劳动诉讼不同，只要有初步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就可以，其余的事由劳动监察部门调查。也就意味着，劳动者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只需提供举报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和一份书面投诉书，包含具体投诉单位名称即可。

根据这位劳动监察员的提示，10月14日，笔者跟随刘占雷律师来到石家庄市长安区劳动监察大队。负责接待的人员见到刘占雷律师之后直接说：“你都来过好几次了，不是都告诉你了吗？农民工没有证明劳动关系的资料，我这儿就不能受理。”

农民工讨薪遇到了困难，到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是希望通过合法渠道讨回欠薪，他们对劳动监察部门的强力介入寄予厚望。

刘占雷律师说，讨薪为何如此艰难？除了用工方的原因，相关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不作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些部门的懒政增加了农民工的讨薪成本，也使讨薪流程繁琐。这种情况无疑为用工方的欠薪行为壮了胆、鼓了气，让讨薪农民工泄了气、犯了难。作为职能机构和司法部门，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成为其“不作为”的借口，更不能因此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