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卫生管理部门 ：

将特别加强医疗纠纷调处机制建设

本报讯（记者邹倜然）“温岭伤医事件”发生后，本报记者专访了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马伟杭，他指出，要依法依规处理医患之间的纠纷。当前，要特别加强医疗纠纷调处机制的建设，大部分医疗纠纷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

马伟杭说，事件发生后，浙江省卫生厅和公安厅进行了专题会商，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对于强化医院安全防范提出了要求。主要是在人防方面要配备专职保卫人员和加强保安力量；在物防方面要设立警报、监控和门禁系统，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设立安检系统；在技防方面要建立相应的信息联动系统。同时要求加快推进医疗机构警务室建设，提高医疗机构综合防保能力。

他特别强调说，缓解医患关系紧张局面是一项综合、复杂和长期的工作。从五方面着手进行改善，首先要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提高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同时要普及医学健康知识，正确认识医疗的实践性、探索性和技术发展的局限性；推进和谐医患关系的环境建设，包括医学的人文理念、医患之间的互信、正确的舆论引导等，形成救死扶伤和尊重医学、爱护医者的良好氛围；要依法依规处理医患之间的纠纷。当前，要特别加强医疗纠纷调处机制的建设，大部分医疗纠纷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此外，也可按照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通过起诉等司法途径处置；切实加强医疗机构的安全防范。卫生、公安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管理，按需设立警务室。医疗机构要在人防、物防和技防等方面落实好相关要求，妥善有效地处理好一些反复、长期投诉和信访案例。

医生：“谁来替我们说话维权”

本报记者 陈俊宇

10月25日的“温岭伤医事件”将医患关系再次推向聚光灯下，而时间前移就会发现类似的事件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被殴打受伤的医务人员已超过1万人，2000~2010的10年间，共有11名医务人员被患者杀害……

“一位肚子不舒服的患者来找我看病，我摸了摸他的肚子，说没事，他很感谢地说现在还有医生愿意亲自为病人检查；后来又遇到一病人，我检查了一下，说简单吃点药就行，这患者就质问我，好不容易挂了一个专家号怎么就给我这样一结果；还有一次遇到一病人，我检查完了说需要做CT、开些贵一点的抗生素，这病人就直接说我吃回扣……”

这是一位在业界德高望重的医生的亲身经历，面对紧张的医患关系，这位医生很无奈地告诉刘桐：“我当了一辈子的医生，现在觉得我都不会看病了。”

“不信任”，已经成为现今医患关系中的突出表现。而原本是就医与救治的单纯关系，在某些时刻骤变成极端的“致命关系”。

12年前，刘桐从某医科大学毕业，进入北京某三甲医院，成为一名外科医生，“那时觉得医生是很崇高的职业，做着救死扶伤的工作”。然而，在最近几年医院暴力事件接连发生后，他开始动摇了，“如果重新选择，我可能不会再做医生了，至少我不会让子女从事这一行。”

即便如此，作为医生，刘桐觉得最开心、最有成就感的事情莫过于看到“病人在救治后，恢复健康了，真诚地感谢我们”。一周前的某天，刘桐5岁的女儿和爱人都生病，夜里11点多接到医院电话，“有位病人大面积脑梗塞，必须紧急抢救”，虽然家人需要照顾，他还是立即赶去了医院，“救人这种事是义无反顾的。”

只不过，发生在医院里的糟心事，还是会让刘桐觉得委屈，“谁来替我们说话维权？”“喝醉酒的病人，一进医院就闹，掀桌子、辱骂打人”，这种事刘桐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然而，遇到“闹事”的病人，他们就头疼了，“拿着大刀扬言威胁的，一帮人堵住医务室的，一个病人把病房反锁独占一间的……”最麻烦的是所谓“医疗事故”，“病人在手术后死亡，或者是病情加重，家属就来闹，大闹小闹都是持久战”。

今年夏天，孙宁所服务的黑龙江省某县医院就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一位病人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医生让他查了心电图，但没检查出具体病因。病人往医院外走的过程中突然昏倒了，医院立即抢救，可还是没能挽回生命。“家属就不干了，专门买了冰柜存放尸体，霸占了抢救室，摆起了花圈，烧纸，每天找院长理论”，孙宁想起这事就堵心，“医生不得不休假了，即便做了鉴定不是医院的责任，可医院还是赔了一大笔钱。”

“医院领导不想事情闹大，如果事情捅到上级卫生部门，不管我们医生是否有过错，都是赔钱息事宁人”，刘桐觉得医生的职业尊严在降低。“医患关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向良性轨道。”

患者：“对医生离不开，又不能完全信任”

本报记者 陈俊宇

10月31日上午9时许，北京积水潭医院，挂号大厅与就诊部之间人头攒动，拄着拐杖、绑着绷带、步履蹒跚、满脸忧愁……“去医院看病，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想想就头大。”北京的徐女士说，当天她像往常一样来医院取药，她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几样慢性病，“都快久病成医了”。“我们离不开医生，但是又不能完全信任他们。”徐女士说：“也许是来这个医院就诊的患者太多了，医生没那么多时间、也没那么多耐心讲解病情，还不如自己多看看养生的知识。”

在住院部门前抽烟的朱先生满脸愁容，来自山西某三线城市的他带着父亲来这家医院治病。“都住院半个多月了，钱花了不少。”他忍不住叹气。一个半月前，父亲在当地一家医院住院，但很不幸发生了“医疗事故”。

“我们好言好语找医院解决，他们很强势地说手术不存在问题！”朱先生想起来很气愤，“后来，进行医疗鉴定发现确实是他们的失误，当地医院才肯赔偿。”

在医患关系中，患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大多数时候处于弱势地位。朱先生告诉记者，“遇到事故，我们患者既没有专业知识，又不能获得证据，我们只能干瞪眼。”

在北京某报社工作的罗彦就曾遇到一件“差点酿成的医疗事故”。9月28日，她带着得了肺炎的孩子去北京朝阳医院儿科进行治疗，细心的她发现收费单据显示注射用乳糖酸阿奇霉素3瓶。“前几天输液时，医生都只开一瓶阿奇霉素，且问了孩子的体重；今天医生突然开出3瓶来，没特意嘱咐，也没问孩子体重，会不会是出错了？”开错药早已不是新鲜事，罗彦只得去找就诊医生，几番折腾医生最终承认操作失误，“但对患者无任何解释与歉意。”

“医生对失职行为的毫不在意，实在令人担忧”，事后想来罗彦心有余悸。

当天上午10时，记者来到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一楼东侧挂号大厅排起了三列长队，而在西侧取药处，摆放在大厅的座椅早已坐满了人。

“人太多了，两次早上7时就来排队，都没排上号，看个病都这么难”，来自辽宁某县城的李女士为了看病奔波在两地，“真是太折腾了，后来听说可以网上预约才排上。”

我国启动覆盖城乡的医改已有4年。10月28日，零点调查集团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超9成被访者认为看病费用仍居高不下，87.4%的人表示现在看病更贵了。而看病太贵正是最让李女士心疼的事。今年8月，李女士住院半个月就花费了1万多元，“再这样谁敢生病啊，花了那么多钱治不好病，又生一肚子气，不知到哪里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