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征战本届全运会男篮比赛的东道主辽宁队阵中，38岁“高龄”的巴特尔格外引人注目。从1993年首次参加全运会至今，这位强力中锋已先后代表北京、山东和此次的辽宁队出战全运会，其身份的“多变”令不少球迷感到纳闷：“巴特尔咋能为辽宁队打球？”

其实，巴特尔只是本届全运会众多交流选手中的一员。从1997年第八届全运会国家体育总局允许各省市体育局之间进行运动员交流至今，交流选手便成为全运会中的重要群体。

设立初衷促进人才配置

在全运会的发展过程中，各省市之间的人才交流由来已久。早在1987年举行的第六届全运会中，东道主广东队就开始吸收外省市运动员代表广东出赛，但规模不大，人数有限。1993年的第七届全运会，更多的运动员开始跨省交流。据统计，七运会共有179名交流运动员参赛。随着各省市运动员交流的逐渐增多，从1997年第八届全运会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出台规定，允许各省市体育局之间进行运动员交流。

“运动员交流政策的出台，主要是为了保证训练竞赛工作质量，促进运动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具体到全运会，通过交流不但可以改变竞争格局、平衡区域实力，也为运动员提供了更多的参赛机会”，西北工业大学体育部研究员牛清梅在《全运会运动员交流的利弊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指出。

“运动员交流机制”的出台，使得全运会中的交流选手迅速增多——1997年八运会，协议交流的运动员总数达800人，占到全部参赛选手的10%；2001年的九运会，参加预、决赛的运动员有12000余人，其中各地互相交流协议的选手就多达2000人。随后的两届全运会，虽然交流选手数量随着国家体育总局相关政策的调整有所回落，但依然阵营庞大：十运会的交流选手人数是1435人，十一运会则有845人。

利益竞争催生交流乱象

大量交流选手的出现，使得全运会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从全面施行运动员交流制度的八运会开始，东道主在本届全运会前的近4届全运会中均占据金牌榜首。

交流选手在全运会东道主代表团起到的重要作用，从十运会时的江苏队身上可见一斑——在江苏军团获得的56枚金牌中，有10枚金牌是依靠江苏交流引进的运动员获得的。

愈演愈烈的成绩竞争，特别是各省市体育部门对于全运会成绩的更趋重视，使得全运会的“运动员交流机制”逐渐背离设立初衷，变成了各代表团争金夺银的捷径，甚至出现了明码标价抢夺优秀运动员的情况。

据记者了解，为了吸引高水平运动员，各地方为引进交流选手均不吝投入，“金牌30万元、银牌8万元、铜牌4万元、—个全运积分1800元”的标准，已成为基本行情。

大量交流运动员的出现，也使得全运会比赛的竞赛环境受到影响。近几届全运会中，都出现过交流选手在面对母队时出工不出力，比赛公平公正受到质疑的事例。

对于全运会运动员交流的种种争议，北京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现在的体育人才交流，其实已经背离了全运会的宗旨，成了追逐成绩和利益的平台。导致这种状况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地方体育部门的评价体系以竞技体育的成绩为标准，而全民健身方面的评价标准却很模糊。”

交流制度变革势在必行

国家体育总局从2005年的第十届全运会开始，就已经从修改计分规则客观限制选手交流——在《十运会竞赛规程总则》原则上规定，除西部省、区，解放军运动员以及冬季项目外，各代表团交流运动员不再实行协议计分。此外，交流选手必须在全运会开始两年前就进行注册。

到了本届全运会，国家体育总局对于运动员交流政策更是进行了大幅调整，比如各参赛单位必须提前3年确定以人才交流的方式参加全运会的队员，西部地区运动员可以协议计分的规定被取消；除解放军代表团，取消交流选手的“双积分政策”，以避免1名运动员分别为几个省市代表团算积分的情况。

不少体育界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均认为，与设立初期相比，“运动员交流机制”对于全运会乃至中国竞技体育的积极作用正在减少，“在‘举国体制’和‘奥运战略’的统筹下，合理规划和布局各地方竞技体育发展的重点，才有可能形成更为合理和规范的体育人才流动机制。”（本报沈阳9月12日电）

□延伸阅读

全运会运动员交流分类——

协议计分：仅限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选手交流，而且必须是一对一，并且选手进入协议之前，没有取得全国前八名的成绩。(本届全运会前被取消)

双注册：在体育院系注册的运动员，也可以在其他俱乐部或省市注册，平时这些选手代表体育院系参加全国性的单项比赛，但到全运会则代表地方参赛。

军地双计分：这是一种特别的人才交流形式。地方没有进入过前8名的运动员均可在解放军注册，他们在全运会获得的奖牌分别计算在解放军和地方代表队中。不过，如果解放军运动员与原输送单位运动员在冠亚军决赛中相遇，则前者将不实行两次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