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重申了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并就法官、检察官、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被群众解读为“一朝办错案，终身被追责”。意见的出台和媒体的关注，均有现实针对性。从河南李怀亮案到浙江张氏叔侄强奸冤案，从“真凶归来”到“亡者复活”，冤假错案激起了人们对司法纠错机制的忧虑，进而影响司法公信。而这些冤假错案背后，往往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或迫于法外压力而草率判决甚至枉法裁判的问题。

此前，浙江省高级法院以再审程序对10年前杭州发生的一起“5·19强奸致死案”进行审理，因证据不足，被告张高平、张辉叔侄俩被宣告无罪。然而，浙江“叔侄冤案”不仅给当事人带来一生的伤痛，也给司法形象带来难以估计的负面影响，并导致高达220多万元的国家赔偿。对“叔侄冤案”，浙江高院负责人认为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反思。其中，破案考核指标设计需科学合理，不应以“破案GDP”为目的。应该铭记，一个人能不能定罪，案件有没有最终告破，要靠证据说话。

客观地说，“命案必破”、“破案GDP”并不能承担冤案的所有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命案必破”也是公安机关除恶务尽、维护正义、顺应民意的产物。试想，如果社会发生了命案，公安机关又迟迟破不了案，或成为无头公案，老百姓就会失去安全感；假如案子破与不破一个样，不惩不奖，恐怕会影响到公安机关破案的积极性。

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让司法的各个环节都有效运转起来，防止出现“公安做饭、检察端饭、法院吃饭”一错到底的可能。从聂树斌、赵作海到张辉、张高平，再到田伟冬等五人冤案，惊人相似：证据不足、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被判重罪、真凶现身……

毋庸讳言，刑讯逼供制造冤案，与长期形成的“公检法一家”的习惯有关。浙江“张氏叔侄冤案”发生后，新华社的报道中指出，“我国公检法机关理论上分工负责，相互制约”，“但实际上，我国有些地方公检法三家尚存在着一条龙流水作业的现象，这就有可能出现公安怎么查，检察怎么起诉，法院就怎么判”的现象。

应该说，刑讯逼供是司法文明的毒瘤，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不仅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也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更是制造冤狱的祸首。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说“不”。一方面，有刑辩专家建议适当吸收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发动、继续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当事人，法官仅处于消极的中立的裁判者地位，即使无法完全照搬，亦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刑讯逼供之痛；另一方面，通常来说，让纠错机制在相互制衡中正常发挥作用，司法回归专业和独立，使法官权责一致，才能做到有错必纠；而冤案的纠正，则最终会给国家带来好处，让民众对一整套制度保有信心。一言以蔽之，只有对现行司法体制进行深刻反思，挖出具体冤案背后的体制漏洞，并加以改进，才能避免冤案错案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