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他的“教育事业”，已经越过知天命年轮的张和平有时会给人以絮叨感。

张和平把职工教育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办，要他停下做职工教育的脚步，已经不可能，记者多次的采访中，他动辄就说“我这30多年就想做成这件事。”

这位昆明市总工会职工学校的校长颇为传奇，似乎他的宿命就是办职工教育，有“终焉之志”，“我一生都在做职工教育，自己则是读电大、教电大、办电大。”

张和平的人生经历，也给人一种他为了“职工教育”而应运而生的感觉。

“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我参加了，分数也考上了，当时是先考试后体检，等公布成绩后，高高兴兴去参加体检，结果劈头一盆冰水。”张和平回忆36年前的光景唏嘘不已，那时他已被招录进昆明纺织厂当工人，“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人家不要，结果大学梦泡汤了。”

命运以它的强大张力和张和平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为理想坚守

大学梦破灭了，他不服气。

1978年，张和平读721工人大学，1979年广播电视大学建立，在全国招生，张和平考进了电大，毕业后，他做了电大老师，在昆纺教授在职的电大生，1994年，昆纺的场地被市政修路占用，刚好把张和平的电大教学楼拆了，不得已，他去昆纺小学当校长，“但我始终喜欢职工教育，没多久，设法调到市总职工学校，任副校长，1996年，任校长。”

“命定”了要做教育，则命运也和张和平很交集，1979年电大开办，是岁，昆明市总的职工学校也开办了，“1979年以来，在我们这个学校，经过学历教育的有11000人左右，经过我们培训的职工有13万多人次。”

但当校长的职务落到张和平肩上时，这所职工学校也面临着那句套话——机遇和挑战并存——所言及的难题。

早在1987年，得到省广播电视大学的支持，从此职工学校产生了另一个身份、功能，同时也有了一个别名——云南电大昆明市总工会分校，亦即“电大分校”。

1992年，中共昆明市委决定，在职工学校成立“昆明市总工会干部学校”，职工学校又有了一块牌子，“三块牌子，一套班子”。

200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专家评估，昆明职工学校成为全国工会系统的70所“示范学校”之一，“这是在全国工会系统3000多所职工学校中‘海评’出来的，相当不易。”

“这所学校从一诞生开始就是生而逢时的。”张和平讲述30年前的工人求学景致再次撩拨起他的心潮，“教室是在重建的文化宫工棚中隔出来的几间，白天，刚下夜班的工人穿着工作服，带点干粮就来了，晚上和周日，这几间工棚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

那会儿，工会办职工学校是一种全国性的景致，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景象慢慢落潮，“到1996年，全国工会系统所办的职工学校还有5000多家，而到2006年就只剩3247家了，目前，这些学校有三分之一只有一块牌子了，有三分之一处于半停顿状态，余下的三分之一以办普通学历、成人学历教育为主。”

张和平强调，“像我们这样还真正为职工办学，提升职工素质的职工学校不多了。”

被使命召唤

以职工学校凋零为标志，职工教育载体所出现的“万花纷谢一时稀”的现象，在张和平看来只是表象，甚至是“假象”，“职工不是不需要学习了，而是职工教育的内容在发生变化，因此需求有所变化，在工会口看这个问题，你不妨从困难职工帮扶这个角度去理解。”

2000年后，困难职工帮扶成为各级工会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困难职工”何以“困难”，理解上并未完全一致，张和平从办教育的角度去解读，认为困难职工困就困在知识的匮乏和技能的低下，“也就是文化素质太低或者就没有，导致失业下岗，或者失业下岗后再就业艰难。”

“职工的技能和素质不是天生的，要靠后天习得，”因此他认为，“职工学校的存在更有必要，办好职工学校尤其是时代的需要。”

他同意一种看法，对困难职工所提供的物质性、救急式帮扶只是“小帮扶”，而真正的“大帮扶”是与时俱进地通过培训学习提升职工的技术技能，“这也是授渔与授鱼的关系，吃鱼谁都会，但捕鱼则未必都会。”

这算是给张和平的职工学校带来的一个契机，但最大、最直接的契机来自最近。

2012年底，云南省总推出了全面开展云岭职工跨越发展先锋活动，大力实施云岭职工人才工程的举措。

2013年4月3日省总召开了云南省“云岭职工跨越先锋活动”暨“云岭职工人才工程” 动员视频会议，全面部署启动两个活动这两项工作，此前，省总和省人社厅联合发出了“关于实施云岭职工人才工程的意见”，要求“每年支持10万名以上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职工取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或初级职业资格证书，鼓励支持已经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职工按国家职业标准提升技术等级，实现全省职工人人都有一技之长，整体素质明显提升，技术工人队伍不断扩大。”

“实施云岭职工人才工程”，等于为昆明市总的职工学校开启了一扇通彻透亮的窗户。

张和平兴奋地感到职工学校凤凰涅槃的机遇来了。

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来了，坎儿也跟着到了，张和平既兴奋又困惑。

面对堆积在办公室里的数千个课件，张和平发愁了，“这些课件有知识产权，必须花钱购买，否则不能上平台。”

初步测算下来，课件的总费用需要298万元，四处求助下来，只得到了20万元的“意向性拨款”，张和平这段时间如热锅上的蚂蚁，着急死了。“一分钱逼死一个英雄汉，何况是近300万元，更何况我也不是英雄汉啊。”

2010年，电大系统被国务院定位为“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主体和试点，在此前体现，云南广播电大决定转型为“云南开放大学”，此外，“我们了解到，省委组织部主办、电大承办的‘云南省干部在线学院’有极其丰富的干部学习资源，‘全总工会干部在线’上有许多的工会干部培训课件，便主动与他们联系、结盟、共建。”

在此背景下，2013年6月20日，在相关领导的牵头下，张和平等9人和刚刚由电大转型的“云南开放大学”领导签署了在原职工学校基础上合作共建“昆明职工开放学院”的协议，“要求我们在10月1日前要挂牌。”

合作成功，但这样一来，等于要求张和平要把学院的课程正式开启运作起来，课件的合法使用就是一大难关。

本来是机遇，结果又变成了严峻的挑战，乃至瓶颈，张和平为之辗转反侧，茶饭不思。

机遇与挑战并存，这句话的含义还是，机遇中往往孕育着风险与失败，并不是所有的机遇结果都有圆满的结果。

张和平内心焦灼无比。

焦灼的人不只张和平，还有前任市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光华，他退二线后分管市总事业部和职工学校，“我们全市有14万各级工会干部，有172万职工，这个学校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实在太大了，我们百万职工需要它，省总部署的云岭职工人才工程更需要它。”

大雪的记忆

张和平老记着2002年底与2003年相交之际的那一场大雪。

这场雪是他四处游走办学留在心中的屐痕。

“那时自己要生存，人家也有需求，首先到滇东北昭通市的镇雄、威信、鲁甸三个县办学。”张和平回忆道。

第一次去镇雄和人谈合作办学的事是1998年，“都1998年了，距今天也就15年，但是，你没法想象他们有多落后。”

合作方是县委党校，“党校坐落在县城外一个山坡上，房子破烂得不好形容，整个党校就一台手摇老式电话机，没有一部计算机，桌子大概七八十套，凳子是条凳，没靠背的。我说，搞远程教育没有设备不成，他们说会计有一台电脑，我说那是你们财务用的，不能用于教学，这学没法办。”

但镇雄方非常需要办这个学，于是，县委副书记兼党校校长着急了，召来县财政局局长，要张和平到财政局去办学。如今回忆，张和平说，完全是对方的坚持令他感动了，才决定自1998年起在镇雄开一个大专班，“从那时起，到2008年10年间，为他们培养了几万人，后来电力、烟草系统也开班了。”

这期间，张和平跑镇雄30多趟，一个单边约700公里，一趟在1500公里左右。

“我有一次去上课，是老年底、新年初之交，天气很冷，小教室里坐着30多人好多人是跑了一二百公里赶来听课的，教室中间有一个烧煤的铁炉子供取暖，煤气味很重，我把窗户打开，不一会儿他们又立即把它关上，外面太冷了。”

在这里，张和平看到了如此渴盼知识和认真听课的情形，“我看到了早先电影里才有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情景，而这是2000年以后发生的情景，好感动。”

2002年1月初，滇东北、滇东下了一场极大的雪，“我当时在镇雄讲课，头天就看到天色很黄，要下雪了，早上5点钟，他们就来拍门叫我起床，回昆明，一则要送我回家过年，再则他们要到昆明取回考卷。”

雪很厚，把田野和公路都覆盖了，分不清哪是田地，哪是公路，用了整整24个小时，才赶到距离昆明还有300公里的宣威。

这场雪，成为张和平四处办学所经历的最难忘记忆。

在云南大理、昭通、文山、迪庆、版纳、临沧等6个州市张和平都去办过学，其间也有值得收藏的美好记忆，“我10几次到德钦县，在梅里雪山脚办学，10几个学生，围坐一张饭桌，我拿着书就开讲，我的对面就是令无数人神往的梅里雪山，她晶莹剔透，默默地注视着我们这群喝着酥油茶的各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