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１１０余位两院院士出任编委会委员、数十位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担纲分卷主编和副主编的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于近日面世，并再次引发了公众对科学的兴趣。

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在传播知识的同时，更注重科学精神、科学素养的传播与培养。参与创作的科学家们，希望在有效回答“为什么”的基础上，让青少年知道每个问题的解答都可能有多个不同的路径，以引导和启发他们深入思考更多的“为什么”，积极探索新的未知的科学世界。

借《十万个为什么》在上海召开出版发行座谈会之机，中国科协举办“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邀请部分参与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编撰工作的院士、教授，围绕“科学家与科普创作”的主题与媒体进行互动，共同分享科学家在科普创作过程中的心得与体会。

科普还要传播科学精神

著名的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欧阳自远院士，已经做了２０多年的科普宣传工作，让他体会最深的是，“不能把科学当成仅供自己玩赏的花瓶，而是要让更多的公众也了解”。欧阳自远认为：“科普的责任不仅是传播科学知识，还要遵守科学道德，弘扬科学精神，传播各种各样的科学方法。”

和许多人一样，欧阳自远起初也未认识到科普创作是科学家的责任，而是觉得科学家的主要责任是完成自己的科研任务，力争做到最好水平。但是，自从他做了月球探测后，便认识到科学传播是与科学家做研究工作同样重要的事情，是科学家不应推托的责任和义务。

到底为什么要去探测月球？这对我们国民经济发展有多大意义？欧阳自远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解释这些问题，而说清楚了这些问题后，他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支持，那就是许多年轻人表示，自己以后一定要参加空间探测、月球探测和火星探测。

半导体物理和器件专家褚君浩院士，打小就爱看《科学大众》、《科学画报》，还有科学家传记，由于是在科普环境中长大的，所以对科普很有感情。他认为，科学家通过科普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弘扬科学道德，意义非常重大。“科学家做科学研究，就有责任把研究工作中的前沿知识，用通俗的语言告诉公众，并且这应该成为做科研工作中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褚君浩套用武术中的“三个境界”（手中有剑，心中无剑；手中有剑，心中也有剑；手中无剑，心中有剑）一说，将科研也分为三个境界：“一是知道科学知识，有科学研究的结果；二是有点石成金的手指，有科学的方法；三是有金子般的心灵。”他解释说，第三个是科研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做科普的同时，还要传播科学精神。

在著名物理学家陈佳洱院士看来，“科普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科学知识的普及，而最重要的是科学精神、科学品德的普及。普及科学知识，重要的是传道，所谓传道，就是传播科学思维、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为此，他提到了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评价：一位科学家的品格对一个时代的影响，超过他才智方面的影响。引导我生活的是真、善、美，真是追求真理，善、美是科学家的品格。

科学需要奉献精神

科学是什么？陈佳洱认为：“科学本身就是奉献，因为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界知识体系的认识，所以要真正认识自然界，没有一种奉献精神是不可能的。”

他举例说，因传播和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被教廷活活烧死在意大利罗马鲜花广场的布鲁诺，就是为了传播科学知识，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行为就是最高境界。

陈佳洱还表示，科学绝不能做功利的东西。他直言不讳：“现在有一种错误的导向，就是论文影响因子多少、引用次数多少，成为了一种判断。”他说自己并不否认写高档次的文章，在高档次的刊物上发表，也是一种贡献，但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看你对时代发展到底有什么贡献，对培养青年人到底有什么贡献。

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相比，褚君浩如此评价：“现在的年轻人对科学的爱好差得很远，由于功利思想太多，所以在热爱科学方面是非常不够的。”

他强调指出，要建设创新型社会，首先一点就是要让青年人爱好科学，愿意为科学献身，认为追求科学真理的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幸福，就是非常大的满足。

科普是非功利性质的

不可否认，现在的科普创作正面临着诸多困境。对此，古生物学家周忠和院士坦言：“靠政治动员的方式做科普不是根本的办法，而要依靠制度，也就是评价体系。”

说起现在的评价体系，周忠和不无遗憾地说，你做了科普，影响因子高却不能代表你科研水平高。“现在的情况是，各种评价由不得科学家来作主，我们文化中的功利色彩还很浓。”

为什么很多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周忠和认为，这是文化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与对技术的理解混为一谈，更多强调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在观念里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科学探索自然的精神。所以我们的科学家和媒体，应该多传播科学精神，多传播非功利的、非形式主义的精神，这恐怕比科普创作本身更重要”。

著名医药学家陈凯先院士也坦白地说，所括他本人在内，很多人长期以来的观念，科普就是把科学知识普及给大家，而且非常关注结果，是不是掌握了这些知识后能够产生功利上的结果？比如，掌握了某种技术能够更好地完成某项生产任务，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陈凯先认为，这虽然是应该的，也是科普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科学对社会发展产生的推动作用，需要两个力量：一是推动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二是推动整个社会向更高的精神层面发展。也就是说，科学的精神、科学的世界观非常重要。

“对科学的好奇心和对科学的探索精神，可能对个人、对家庭暂时不能带来什么物质上的好处，但是对培养一个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非常重要。”陈凯先如是说。

如何让人愿意做科普

为什么现在年纪稍大一些的科学家愿意做科普，但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科研人员却不太愿意，这是何种原因所致？

褚君浩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写论文算是工作成绩，但写科普作品往往花时间长，还什么都不算。如此一来，年轻的科技工作者自然就不愿意做科普了。”他认为，我们在考评机制方面，应该把科普工作作为成绩列进去，鼓励年轻科技工作者乐于做科普。

陈佳洱也觉得，我们现在的评价体系和标准，要让大家愿意做科普不容易。“就拿学校来讲，每次发奖、提职称时，不是看你对社会的科学发展做了多少贡献，而是简单地看一些量化的指标；不是把科学作为对真理的追求，而变成了追求功利的东西。”

他还举了个很能反映现实的例子：他到医院，有些大夫问他，是救死扶伤重要还是写论文重要？他说当然是救死扶伤重要了。大夫说我现在老看病，没空写论文，职称永远也上不去。

根据自身经历，欧阳自远也谈到了科普环境的不尽如人意：“９７３、８６３项目申请到课题经费，我说应该拿出１％、２％来做科普工作。比如嫦娥一号，拍几个光盘，把整个过程都讲清楚，但被告知这个项目就是研究，不包括科普，想科普，自己另外找钱去。所以，现在科研一线的年轻科学家要想搞科普，难上加难，既没有激励机制，又没有经费支持，缺乏好的政策环境。”

科普是文化层面的事

著名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院士，从文化层面对科普进行了解读：“科普属于科学文化层面上的事情。我不完全赞成高校办科普专业，有心栽花，花不一定开，最好是科普作家或者科学家自己有这个兴趣，或者文学家本身对科学有兴趣。”

中国现在SCI（科学引文索引）的数量已经在世界排第二位了，但是汪品先觉得，“我们的科学在文化层面恐怕不是在往上，而是在往下；科学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内涵，还有科学家的文化素养，也不是在往上，而可能是在往下，原因就在于我们太看重科学的应用力和科学能产生生产力、科学能换钱，换不来就想办法弄虚作假，这才是最可悲的”。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汪品先指出：“要弘扬科学的文化层面，要告诉孩子、学生和社会公众一个重要信息，即科学是有用的，科学还是有趣的。”

他告诉大家，很多原创的科学都不是为了“用”。“比如一个苹果砸在头上，你可以把它吃掉完事，也可以去研究它，这就是科学有趣的一面，但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却弘扬得不够。”

汪品先还讲了件耐人寻味的事：在美国微软公司，午饭时职员们聊得最多的，是科幻小说。

科普对象应是多层次的

“从事科普工作的队伍，从概念上分为两种人：一种是专业的科普工作者；还有一种是科学家，写一些科普的文章和书，做一些科普的演讲，只是业余科普工作者，相当于票友性质。”这是著名数学家李大潜院士的看法。

在他心目中，中国科学家里科普做得最出色的，莫过于大数学家华罗庚了，他晚年专注于做科普，所写的《优选法平话》用的全是大白话，把深奥的数学概念描述得很浅显，让人一看就懂。

李大潜还提到法国的数学家伊拉米，说他经常到电台和电视台做科普，他写的小说《活着的定律》，不但倡导科学精神，而且文学色彩很浓。

说起华罗庚，著名数学家林群也讲了个他的亲身经历：“有一次去开会，出租车司机问我这么大岁数了，不在家里抱孙子，到处乱跑干什么去啊？我说去开有关数学的会，没想到司机马上蹦出一句‘哦，0.618’。”

他说，“0.618”是华罗庚４０年前做科普时讲的数学黄金比例，４０年后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还记得，可见华罗庚的科普工作做得有多好。

对于科普对象，褚君浩认为应该分不同的层次，有高级科普、中级科普、低一点的科普，既面向学生，也要面向社会公众，还要面向公务员。对于搞文科的，也需要进行科普；搞社会科学的，也要具备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为具有说服力，褚君浩举了个例子：有记者采访他时涉及到波谱概念，但他讲了半天对方才弄明白，而实际上这个内容应该在中学时就已经学过了。

做科普不能居高临下

汤钊猷院士是著名的肿瘤外科专家，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他就一直写科普作品，颇有心得：“写科普作品不仅是为了年轻的同志，实际上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因为，要写科普作品，就要了解一件事的来龙去脉，有时候写科研论文不一定要搞得那么清楚，但写科普作品就一定要自己先搞明白之后，才能让别人明白。”

赞同这一说法的还有欧阳自远，他补充道：“做科学传播还不能居高临下，否则非失败不可。”他觉得，大家坐下来互相交流、讨论，平等以待，才是做好科普非常重要的一点。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受到了很多教育，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在写《再造一个地球》时，欧阳自远就是跟出版社的一位年轻人合作完成的。在写《说月》时，他也是组织大家合作完成的，比如写月球古代的传说，有关月球的一些诗词、歌赋、戏曲，古代人的贡献等，把这些结合起来增加了人们对月球文化的认知。他说：“利用集体的力量、公众的力量，发挥别人的优势，共同来做科普，效果会更好一些。”

照片：王大鹏 摄

漫画：赵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