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北梦原）在本报8月8日对北京市百环花园小区群租房现象进行报道之后，因一房客手机失窃报警，警察“意外”发现了这个挤满30人的两居室，相关部门立即向房东下达限期整改通知，要求房东最迟在8月12日搬除超标床位，并缴纳罚款。

然而，最后期限已过2天，据记者了解，群租房东除了将报警的房客赶走以外，仍未做出任何整改行动。

“不要再查了，那些住里面的人真的特别不容易。”在收到常鹏这条短信后，记者再也没能联系上他。此前，因为房东看到了记者的报道，常鹏已经被迫搬走。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租房者与群租房东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高昂的居住成本迫使他们牺牲生活质量，能接纳他们的只有法规之外的一张群租床位。

近年来，有关部门整治群租房不可谓不用力：相关法律条款已经明确详细出具体的量化标准，住建委、派出所、街道办各部门不断强化配合打击力度，但群租现象仍屡禁不止。

群租禁令落实得好的地方，群租房被取缔拆除，低收入群体被迫迁徙，等待他们的或许是一个更艰苦的居住环境；群租禁令落实得不到位的地方，群租房东有能力“摆平”，低收入者保住了栖身之地的同时，默默承担起“摆平”的成本。

有关部门不是没有想到从根源上解决群租问题。北京首个外来工公租房小区在今年2月已经投入使用，但在超过2100套住房中，真正留给外来低收入群体的只有100套，且价格并不算低。

发现群租房，只是整治群租乱象的第一步，仅仅依靠限期整改、拆除等方式，在治理一处群租房的同时，也使得低收入群体在城市的生活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