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拉泽刚出版的《城市的凯旋》一书，把底特律单列为失败城市的典型。

格拉泽认为，底特律是所谓“大厦集群”的受害者。这个城市采用了以大企业为龙头，通过大规模地修建办公楼、体育场馆、交通设施等来刺激增长。这种大工业和基础设施先行的模式，违反了城市多元化的本性，使底特律依赖单一的汽车业，最终成为美国汽车业衰落的直接受害者。

最近，有一些文章不约而同地提到，“鬼城”和民间信贷体系坍塌的地方——如鄂尔多斯和神木——其衰败景象不仅与底特律有几分相似之处，而其从兴盛到坠落的根源，均因为沿着单一的产业方向过度扩张。

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最近的每一轮经济周期里，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采用了同样的增长模式和拥有相同的建设理念，依靠投资拉动GDP一骑绝尘。而政府作为单一的投资主体，对公共服务及经济事务的深度介入使得其无法不陷入“举债—投资—举债”的怪圈。

资深审计人张克描述：从公共广场到道路修缮，许多地方政府投资于回报平平的项目，因此只能依靠滚转债务来偿还债权人。而且，“用发新债还旧债，总有一天这个循环会持续不下去。”他表示。

曾被仿效的重庆发展样本，揭示了地方债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深度关系”。

很多人都在事后发现，“森林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等五个重庆的建设，事实上是一种投资运动——4年投资达1.3万亿元。重庆投资之所以能高速增长，则是源于2003年创建的“八大投”：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的重庆城投、高发、高投、地产、建投、开投、水务控股、水投等公司。

事实上，“重庆基础设施的75%是这‘八大投’干的。”操作模式则为：政府向“八大投”注入土地资产，使其从银行处获得抵押贷款，或者发行大量的城投债和信托产品融资。

显然，投资驱动的结果让包括重庆在内的诸多城市面临高负债隐患。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专家刘煜辉研究后得出结论：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在65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125%左右。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是极高且不可承受的，高出目前经合组织国家的最高水平，且是成熟经济体企业债务与GDP比例一般水平50%～70%的2倍。

难怪有舆论据此担忧中国正在达到自身“增长的极限”，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正在升级。

中央高层显然对此保持了足够的警觉，采取步骤控制地方政府旗下投资公司的债券发行量，而财政部还于去年禁止它们为了发售债券而将医院和学校等公共资产注入特殊目的的实体。

目前，在经济下行与金融风险的双重压力下，更多专家学者更倾向于“防风险比稳增长更重要。”

但拿什么来偿还债务和化解正在累积的债务风险，也是地方政府、监管层、银行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借新还旧”一度是短期缓解贷款压力的“万能钥匙”，但这把“万能钥匙”一旦被没收，人们担心会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一场金融危机。

通过深化改革来化解风险被寄予厚望。比如，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和政府职能，将政府从深度介入经济的轨道上拉出来，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多元化。此外，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将地方债发行权更多交给地方，在增强透明度的基础上加强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