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的规定”有的已经因为社会的变化，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有的已经被新的法律法规所废止、代替或吸收，有的可能由于与效力更高的法律法规相冲突或不相适应而自行失效，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该及时清理。为了我们的立法更科学和高效，为了我们的法律体系更健全和完善，清理“沉睡的规定”不该成为一再被忽略的事情。

独生子女费每月5元，实行了31年；职工探亲假规定，实行了32年；每月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洗理费、书报费，实行了30多年；防暑降温费，“模糊执行”了53年——7月24日，本报刊发了新华社追问我国一些“沉睡的规定”的报道，称这些规定数十年前出台后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仍在行使对今日社会的指导性职能。

31年前，5元可以买几斤猪肉，31年后，5元只能买一支雪糕；32年前，享受探亲假的群体是“凡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工作满一年的固定职工”，32年后，非公有制企业、外资企业蓬勃发展，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员工逐渐减少……当今社会很多事情可谓瞬息万变，更何况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这些“沉睡的规定”还能指导今日社会吗？

不可否认，作为调整人们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规范，法当然应该具备一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如果法像弹簧一样，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直一会儿弯，那么也不能称其为法了，受其调整的人和社会关系也会变得无所适从。同样不可否认，法的制定往往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而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涌现，就算法的制定可以保证一定的前瞻性，但总体而言，法是滞后的。最简单的例子，醉驾多了，造成的交通事故后果越来越严重，人们才想到将醉驾入刑，加重对它的处罚；拖欠工资的老板多了，劳动者屡屡讨薪无门，《刑法》里才增加了一条“恶意欠薪罪”；电子商务、网上购物越来越普遍和频繁了，才有了相应的立法和规定。

由此可见，法的稳定性对法的修改周期和频率是一种限制，而法的滞后性又使得法的修改成为一种必然，改与不改的关键是把握好分寸和现实需要。该与时俱进的时候，用不着畏首畏尾，社会现实变化不大的时候，也没必要瞎折腾。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几十年不变的规定，实在与现实脱节严重——30年前，人们的月平均收入可能只有几十元，5元钱显然可以帮助改善不少生活，可如今人们的月平均收入已经达到几千元，5元实在是个小数目。

问题还不仅仅是钱的事。这些“沉睡的规定”还影响了诸多人合法权利的保障和实现，进而影响了社会公平。比如，探亲假的问题，公职人员可以享受探亲假，私企员工却没这个福利，是私企员工不需要休息，还是国企员工社会贡献大，应该多休息？显然都不是。再如，同命不同价的问题，明明因同一起事故死亡，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却要面临不同的赔偿标准，难道法律在引导“生命有贵贱”？“沉睡的规定”背后其实是“沉睡的权利”。

我们正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我们的法律体系将不断完善，但完善的概念绝不意味着我们的法律法规只“向前看”而不“回头看”。一方面，回应社会现实，我们要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同样是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我们还要适时清理一部分不合时宜的制度和规定。如此，才能保证这个体系的精良和效率。

法的清理工作一般遵循“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不合时宜的、落后于现实的规定，其实不难发现，但为什么相关部门不愿做这件事，甚至公众质疑颇多时，也往往视而不见？其中可能纠结着一些既得利益，也可能是不愿放下身段，倾听民意，尊重社会现实，“沉睡”的规定背后或许还有“沉睡”的甚至“装睡”的权力部门。

“沉睡的规定”有的已经因为社会的变化，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有的已经被新的法律法规所废止、代替或吸收，有的可能由于与效力更高的法律法规相冲突或不相适应而自行失效，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该及时清理。为了我们的立法更科学和高效，为了我们的法律体系更健全和完善，清理“沉睡的规定”不该成为一再被忽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