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著名作家王蒙创作的有关研究中，鲜有人关注他在“文革”期间的创作状况，往往都是从他“文革”前的创作，直接跨过“文革”时期，进入到他在新时期复出后撰写的作品。有人说它还未出版就“先声夺人”，有人说它不在“江湖”，“江湖”却有着它的各种传说，说的正是王蒙在“文革”后期倾心创作并启动他人生转折的“悲喜”之作——《这边风景》。

个人的一生，都要经历不同的风景，对作家王蒙而言，40多年前被“下放”新疆伊犁的经历，确实是他记忆里一份别样的风景。2012年，王蒙儿子王山与儿媳刘颋打扫旧屋，无意中发现《这边风景》手稿并在2013年初得以顺利出版，算是填补了王蒙“创作链条”上空缺的16年。诚如在《这边风景》的后记里，王蒙提到“重读旧稿、悲从中来”的复杂心情，并坦言当79岁的自己看到39岁的自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百感交集”，就好比“一条清蒸鱼找到了自己的中段”。

出于照顾当代出版及阅读的需求，王蒙效仿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和蒲松龄的“异史氏曰”，在《这边风景》每个章节后设计了“小说人语”，用今时今日的视角点评40年前的创作和思考，也敞露了小说人的内心，“向读者作一些必要的交代，也发发重读旧稿、重涉旧文的万千感慨”。

小说描述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推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简称为“社教运动”特殊背景下新疆伊犁一个维吾尔族聚居村落的故事。小说以1962年“伊塔边民外逃事件”为开端，“山雨欲来风满楼”，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城市经济没有农村的支撑趋于萎缩——“为了大办农业，以农业为基础，城市职工精简”，主人公伊力哈穆在乌鲁木齐当了3年工人，之后回返公社，继续当他的农民……所有的故事便由此铺陈展开。

从伊犁地区跃进公社爱国大队发生的一件粮食盗窃案入笔，王蒙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的风土人情：从中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的风情。尤其重要的是，作品对维吾尔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劳动者和谐相处、互帮互敬的生活景象的状写，真实地记录了在新疆这个多民族地区农村生活的历史面貌，为人们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用王蒙的话说，“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从头到脚，什么都写到了。”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边风景》里的“政治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呈现出一种分裂状态，虽说作者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同样都是分裂的文本，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分裂是一个主体意识内部的分裂，按照复调小说的特征，两种意识主体出于对等的地位，在分裂状态中构成对话关系，因而对立和分裂的意识主体之间不是游离的，而是紧紧纠结在一起，从而构成了文本的一致性和巨大的艺术张力。而《这边风景》的分裂，则是内容和形式、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的分裂，这种分裂是两个指向不同的主体的分裂，它们并不构成对话，文本也就处于游离状态，找不到交织熔铸在一起的联结枢纽。这种非复调性文本的分裂，不仅王蒙如此，在那个时代里有不少艺术感觉很好的作家都是如此。

整理《这边风景》的过程中，王蒙说自己得出一个结论：“生活是不可能摧毁的，爱情是不可能摧毁的，文学是不可能摧毁的，世界是不可能摧毁的。”他不由得感慨，回忆起40年前的生活，“既怀念又悲哀”，一边叹惋自己年华老去，同时又陷入一种“我也曾年轻”的激昂感，诧异当年自己对于生活竟然那么大的热爱，被年轻的自己所惊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