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听说天津有个志愿宣传遗体捐献的下岗工人，不仅自己成为天津市第一对夫妻俩同时办理遗体捐献和角膜捐献的人，十几年来，还自费宣传遗体捐献。在天津市目前成功捐献的500多人中，经他手办理的捐献者就占了三分之一。

人称他老赵，本名赵永华。

老赵今年68岁了，每天总有忙不完的事。照顾孤老，给人宣传遗体捐献的细节，帮人办理遗体捐献相关事宜，还常被媒体请去做点劝解工作。这样的下岗生活，已经持续了10多年。

老赵算不算天津的名人，世俗意义上可能还算不上。但在另一种价值观中，一个下岗工人与遗体捐献相遇，其中的故事，应该会有些许玩味。

捐出去，很突然也很坚定

那个改变了赵家两口子生活的报纸，老伴孙秀兰早已记不清是什么报了，时间点也已经模糊为1997年或者1998年，她看到了一条有关世界遗体捐献的消息。

那时候，夫妻俩双双下岗后的三五年里，先后送走了自家的好几位老人，“人之归宿，死了就死了，似乎对这事也看淡了”，看到报道后，孙秀兰随口一句“要不咱们死了就捐了吧，省得麻烦”，便像烙铁一样印在赵永华的心里。

想捐献但又不了解。怎么捐？往哪捐？可难坏了老赵。

没办法，他就全天津市的医院一家一家地跑。

“遗体捐献这事都没上正轨，谁都不知道怎么捐，你上门问这事，有人看你像看傻子似的。”碰了几遭钉子，终于，在一家医院，有人给老赵指道儿，“听说只有天津市医科大学能接收，要不您去那儿问问？”

这时候老赵才明白，原来，由于器官捐献有很多条件限制，目前中国捐赠的遗体主要用于医疗教学，所以，也只有医学院是最需要的地方。

找到天津市医科大学，问了好几个科室，没人专职管这事，去一次，可能协管的人开会去了不在，过段时间再去，又没人。一趟一趟，老赵也不烦，时间又过去三四个月。

他跑了多少趟医科大学，老赵自己也不知道。但从家到那儿的路，他熟悉极了。

从家门口这站佳园里坐上606路，16站后在海光寺换乘878路，再有7站就到了。全程一个半小时，公交车单程要4元，如果改坐地铁，单程5元。

老赵对公交线路熟悉得很，在60岁有了老人证免票前，却从来没花钱坐过。一个下岗工人，没钱，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骑着自行车，每天都是跑几十公里。

就这样，断断续续地，从有捐献的想法，到找到捐赠单位开始办理手续，又是两年时间。到了能办了，按照要求，必须要有公证处的公证，老赵两口子打算双捐（遗体捐献和角膜捐献），一次公证就要收费200元，两个人下来就得800元，老赵心疼，关键也是真没钱，这事又先放下了。

到了2002年3月31日，老赵手里攥着800元再次来到公证处，终于，夫妻俩算正式完成了捐献的心愿。

就在同一天，拿着公证书回到家的赵永华，在自己家门口贴上了“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的白色牌子，上面还写着热线电话，号码就是自己家的电话号码。

“我知道里面的难，就不想有这份好心的人，和我一样遭这难。”老赵的思维总和别人有点不同，别人可能动了念头捐，但谁能有那个劲头一家一家跑着问？

这么些年，为了办成一件大多数人都不愿干的好事，每一次的无功而返，都可以成为他放弃捐献的理由，理直气壮。然而，他没有。他要尽己所能改变这些“难”。

和马拉松式的捐献手续一样，自从决定捐献起，和一对儿女的“斗争”同样长久。

“你们死了不管了，大爷舅舅们说我们把爸爸妈妈捐献了，大卸八块了，那么不孝顺。”儿女的话粗，但那份情老赵两口子太明白了，也非常理解。

更难听的话是在老赵挂起志愿小组牌子后袭来的。有些人觉得“老赵是穷疯了要卖器官”，更有人说，“老赵干的事是倒卖器官”。老赵说我就把耳朵堵起来，眼蒙上，权当肩膀上托着个葫芦。

志愿小组就建在赵永华30多平方米的家里，推开大门，窄小的门厅里安置了一个佛堂，其余，除了厨房和卫生间，10多平米的卧室一角，摆放着老赵的办公桌。

这是这个家里除了佛堂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了。不大的写字台前排，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与社会公益事业相关的资料。上面用捡来的木板搭了一层，一盏明亮的台灯，日日陪着他处理热线咨询，在小本上记录下热线内容以及一切相关的活动。

只宣传，不劝捐

夏至第二日，夏天的雨水已经裹挟着些许气势，大大方方地下着。

时值中午，从夜里就开始淅淅沥沥的小雨，瞬间变成了中雨，打在窗外的遮阳棚上，噼啪作响。

赵永华望向窗外，那棵葱绿繁茂的滴水观音在窗边被风吹得摇摆，但实在等不住雨停了，还是拿了把伞下了楼。

从这个位于天津市红桥区的佳园北里小区往外走，趟过雨后积水没脚的小区路，赵永华坐上了开往天津市养老院的700路公交车。

要不了30分钟，车到站，他佝偻着背，脚步却异常灵活，娴熟地走进养老院那幢老旧的三层大楼。在这里住着的，都是天津市的孤寡老人。

“呦，张哥不在？喂猫去了吧？”在二楼的一间三人间里，赵永华撩开门帘，发现张伯龙的床是空的，熟门熟路地转身到大厅去找许大爷。

没两分钟，走廊那头，赵永华推着轮椅上的许云龙逆光而来。

“这是我的公证书，改天劳您帮我给他们送过去。”许大爷在屋子里坐定，把一份遗体捐献的公证书递给赵永华。

“得嘞。”赵永华接过来，放进了随身背着的书包里。

在这座养老院里，经由赵永华的宣传和影响，而主动提出遗体捐献和角膜捐献的老人就不下40位。84岁的许大爷名叫许云龙，19岁起就落下残疾，在这座养老院里住了30多年，他是和张伯龙闲聊，说起身后事时才得知，在赵永华的帮助下，张伯龙早已办理了双捐手续。

“你替我(跟接收单位)说一声吧，看人家要不要。我被政府照顾了一辈子，能救个人我也高兴。”许云龙再次看到赵永华时这么说。前阵子，赵永华像对待所有经他手办理捐献的人一样，又是帮忙拿申报表、仔细填写、联系公证处公证，最后，一式三份的捐献公证书，一份留给公证处，一份留给捐献者的监护人，一份需要送到被捐赠单位，入库存档。

赵永华总是这样全程协办，有人腿脚不利索，有人忙没时间，他都负责前前后后地张罗。

“人家可不宣传，都是秘密地进行。”这间屋子里住着的74岁老人潘伯生，听到老赵的声音赶紧回屋，看到几个人在聊遗体捐献的事，主动开口说，“我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老许和老张还有这事，自己主动问他们的。别看住在一个屋，这事人家可保密着呢。”

在赵永华的观念里，遗体捐献可不能“劝”，一劝就坏了。他的做法是，平时就和老人们玩，常常来养老院看望他们，闲聊的时候有人会问他在做什么事，这时候他才会讲——在做一个遗体捐献的工作站，人家就好奇，他便开始说遗体捐献的价值，“想得通的人，什么都不用劝，自己就捐了”。

做遗体捐献宣传10年来，经由赵永华办理遗体捐献公证的2000多人，几乎都是这么来的，没一个人是电视上演的那种守在病房外，被家属又骂又打不理解的劝捐员“劝”来的。

出门时，赵永华随身都会带着几份遗体捐献申报表，但这些由受捐单位印制的表格，他总是会固执地一张一张将右下方“协调员”的字样，工工整整地改成“宣传员”。

他有几个原则：直系亲属不同意的不能捐；捐献者走完人生路时，无论是自己或家人反悔了，不捐了，他尊重，绝无多余的话。

人生最好的归宿

在天津，遗体捐献和角膜捐献的接收单位分别是天津市医科大学和天津市眼科医院，一旦捐献者完成了捐献公证，一切材料入库存档。直到捐献者走完生命全程，监护人向受捐单位履行告知义务，受捐单位需马上派人到场。

角膜必须在6小时内摘取，否则作废；遗体也需要尽快被从病房移走。

在天津市眼科医院，角膜捐献者的角膜，入库几乎无须多做停留，迫切等待手术的盲人，要不了多久，便可以重见光明。

在天津市医科大学里，学校把最美的教学楼一楼尽头最安静的那间屋子，布置成了国内第一间纪念遗体捐献者的展室，并以“生命意义”命名。这里陈列着所有捐献者的遗书。赵永华的遗书被完整展览，这也是目前唯一依然在世而被展览的遗书。

这间展室赵永华来过好多次了，至今，只要来这里，他都会在这所医学院老院长朱宪彝的内脏标本前伫立良久。

面对这位60年前创办了这所“新中国第一所医科大学”、担任校长达32年之久的老教授的心脏，可能没人不会被震撼。

作为过世后实现了“四献”的人，朱宪彝的名字在遗体捐献者的嘴里常常被提及，带着深深的崇敬。

“人家献出了全部存款，献出全部藏书，献出房子，献出遗体，这才是真正高尚的人。”在那所养老院里，记者从几位老人那里听到过这样的感叹。

1984年12月25日上午9时，朱宪彝心脏病猝发，倒在正在批阅的论文上，与世长辞，身后“四献”。也正是这位老教授的“以身作则”，生在医学，终了献身医学的举动，感动并深远地影响着这座城市里很多人有关“生命是什么”的思考。

“最后我也会进入那地方。”老赵说的“那地方”，是离展室不远的解剖楼。一旦进入解剖楼，身份将彻底消失，只有一个一个编号。

过不了多久，经过实验员、老师的手，遗体进入一间60多平方米的解剖教室。新入校的医学院学生将在这里，通过这些将自己捐献出来的“编号”，在医学的道路上启程。

如果一切顺利，这里将是捐献者最终的归宿。

对赵永华、许云龙这样的捐献者来说，这里也是人生最好的归宿。

然而，现实有时候并没有那么简单。

“ 不算事 ” 也是事

捐赠并不是办理完了公证，材料入库，便万事大吉。最后这“施行”的一步，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完成。

比如，人去世，没个固定时候。可受捐单位的工作人员上班是有时间的。

捐献者家属打电话，一遇到受捐单位电话打不通或没人接，就找老赵。

赵永华也坚持，经他手办理捐献的所有人，临终时，他都要在场。

很多时候，电话在夜里响起，时间不等人，他穿上衣服就往外跑。

有一年除夕，他是在天津市河北区一个太平间里度过的。

那天晚上10点多，家属打来电话。捐赠者在上百公里外，平时节俭惯了的老赵，打了辆出租车，打车费就花了上百元。“200里地？就是800里也得去。只要没出天津，想什么办法都要赶到。”

赶到时，恰巧这家医院没有太平间，除夕夜，医生一个劲儿地催家属尽快移走逝者，以不影响其他病人。这时候，受捐单位的人还没赶到，老赵一进门，家属就诉苦，“这可怎么办啊，这大过年的，到哪儿找太平间去。”

“没事，我来的路上就沿路留心了，我去找，放心。”老赵心里没底，但话得说好，好让家属安心。

还真让老赵找到了，一进门，看门大爷一个人喝着小酒，他知道自己扫人兴，一开口就说，“您别打我，我知道晦气，但是能不能帮帮忙？”

这一晚，赵永华守着推车上的尸体。窗户外面的烟花绽放着蓝色的花瓣。“蓝光映到屋里就跟演《画皮》似的，都不用化妆。”

赵永华只是个志愿者，这些原本可以不做，但他心里过不去。

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我就是捐献者和受捐单位之间的桥，这边暖着家属的心，那边不停地给受捐单位以无形的压力，要好好完成捐献者的心愿。”

另一方面，老赵总觉得，无论如何，要对得起捐献者的一份善意，不能因为临走时，那些细节上的不周到，让人寒了心。“我要对得起人家，以后天上见的时候，我老赵不脸红。”

老赵见的生死多了，他对这事看得很淡然了，但在很多细节上，他知道，再久人都不能麻木。

在那张不大的“办公桌”的抽屉里，放着一朵白色的小绢花。出门时，他都会随身带着，一旦有人过世了，赶过去的时候，赵永华一定会记得戴上。“这是一种敬意。”

一朵小白花，不是谁都能注意到。一个简单的接收仪式，也不是有了意识就一定都能做到做好。

一个月前，吴女士满怀悲伤地送走了父亲。

吴老爷子早几年就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老人当时的决心，在女儿看来，简直有点执拗。

常年生病，吴大爷腿脚不利索，一次次地催促女儿尽早帮他办理。可吴女士也不知道究竟要怎么办，在报纸上看到赵永华的志愿热线，便联系上了。

作为独生女，吴女士一开始并不能接受父亲的这个决定。“捐一部分可以，比如捐献角膜，但整个都捐了，心里那个坎真的过不去。”

直到父亲临终前，还多次专门嘱咐女儿，“一定要遵守捐献承诺”。

承诺兑现了，但吴女士心里也存下了个不大不小的疙瘩。

“说实话，受捐单位来的人，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就那么把我父亲‘取’走了，就像取件东西似的……”说到这里，电话那头，吴女士在工作着的岗位上，禁不住嘤嘤地哭出声，随即，电话被挂断，一片忙音。

赵永华太了解这种感受了。10年来，经他手送走的捐献者就有140多位，见的场面多了，他越发坚持，“让人不寒心”，还有很多小事要办。

在他的设想里，是不是来接人的车，可以简单装扮一下；来接遗体的工作人员，能不能专职培训一下；受捐单位能不能给每位实现了捐献的捐献者家属，送一个证书，这和钱无关，就为图个光荣。

赵永华知道，在这方面医科大学已经做了很多。在一位负责领导的“改革”之下，曾在医学院重树了尊重遗体的教育和流程规范。接收遗体时要默哀，解剖课有简短的开课仪式，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默哀30秒，向尸体鞠躬致敬。

问题在于，再好的规定，架不住时间在磨。上面的想法很对，到了具体办事的人，有没有专业培训，是不是关照到了家属的情绪，那就说不准了。

据统计，从签了公证书到最后能完成捐赠的人大概只有千分之二。上面提到的所有“不算事”的小事，正影响着捐献意愿的最终实现。

最后一件小事

老赵想要改变，但一个下岗工人，68岁了，除了中间起点润滑作用，他能改变的也实在有限。

有限的只是个人的资源，而无限的是一个人想要改变的恒心。

办理遗体捐献还要收钱，这笔钱对很多捐献者来说，不算小数。赵永华自己心疼那800元，他也听到不少捐献者对此也颇有微词。

“干好事还得倒贴钱？”别人随口的一句话，也确实道出了这份尴尬。

老赵心里存着这事，见到公证处的领导就申诉，“你看人家都是做好事，这费用能不能给免了啊？”听到这话，对方一句“上面有规定”就全歇菜。一直到2006年，可让老赵逮着机会了。

一位捐献者办公证时，被收取了100元的调查打车费。老赵一听，这哪成，喊上天津当地的一位都市报记者就去了公证处。

“连续两天，报道出来，公证处的压力可不小。”赵永华说，自己为这事拍了司法局的桌子。 2006年12月中旬，司法局表示要对遗体捐献公证开一条“绿色通道”，一周后，司法局明确“遗体捐献公证不得收取公证费”。“别的城市还在收费。”老赵笑得很骄傲。

“虽说我办个公证跑了六七趟，但免费啊，这都是老赵的功劳。”在天津市养老院，张伯龙乐呵呵地说。

“做好事可不能让人倒贴钱。”赵永华回应张伯龙道。

做好事不应该倒贴钱？倒贴钱的事，老赵干了10多年。

下岗前，赵永华是天津市机械链条厂副厂长。

48岁时，正值国企改革刚开始那几年。赵永华作为厂里管营销的干部，主动革了自己的命。他自己要求下岗，而且一分钱没要单位的。

一直到法定的退休年龄，赵永华才按时按月领上了退休金。

“国家要发展，落后的国企就得改革。”

老赵的境界，很多人都没法理解。

现在，养老金连续涨钱后，他和老伴孙秀兰每个人每月能领到1700多元。就是这不算多的退休金一到账，赵永华的那份，就准时固定捐出，主要用于赡养孤寡老人、贴补捐赠志愿服务等事项中。

在办公桌前的一排资料夹中，抽出“社会捐款计划”夹，随手翻开，里面一叠叠信封里，装着历年赵永华的捐款收据。另外的一张大纸上，他还工工整整地列出了逐年的捐款额度，最终，截至2013年一季度，共计捐款13万余元。

老赵的做法在外人看来，总是令人匪夷所思。

但老赵说，“我们家三代工人，所处的年代不同，一个人有一个人所处时代的理解和选择。”

赵永华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工人，小时候，父亲总是感慨，解放前，工人处处受压迫。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的地位真是不一样了，在天津市老工业基地上班的人，总是感觉无比光荣。

到了赵永华这一代，赶上了改革，有些厂里下岗的同事气愤、不满，常常喊老赵一块去“上访”，老赵说，自己从来没参加过，“人要实居知足”。

到了赵永华儿子这一代，还是工人，在外资企业上班，整天忙，但生活又是另一番光景。“年轻人忙了好，不满足才有动力，社会才会发展。”老赵评价儿子目前的状态。

在赵永华看来，“实居知足”就是实实在在过日子，无须浮夸，“别人看见的，都是面子问题，我老赵知道自己要干嘛”。

一块钱的豆角，孙秀兰可以照顾着两口子吃两天；出了门，看到空的饮料瓶，赵永华会顺手捡回来卖钱；算计着早三个月交供暖费能节省几十元，孙秀兰早早地交了2013年冬季的费用，“钱不多，可平白无故哪儿又能来这几十元呢”……

赵家的日子，就是这样算计着过的，没有悲情，只有欢乐。

“我支持他干这个，我们还能吃多少，用多少？钱够花就行，还有儿女呢，有病有灾的时候，不用说他们就伸手帮了。可不担心没钱。”孙秀兰坐在床上，笑着指着老赵和自己穿的衣服说，“这些都是有人给的，我们不忌讳，照穿照用。”

在赵家，乐观和豁达是每天的写照。很多事故，在这里都变成了故事。即便是捐献遗体，又或者自己贴钱干了这么多年的义务宣传员，老赵两口子没有一点“居功自傲”的意思。

“这就是一件伟大的小事。”老赵见过，有家属在老人最后走的时候跟接收单位“要钱”“要房子”提一些无理要求的，“这肯定不是捐献者的意愿。只有真正看穿生命本质、放下轻重贵贱的人，才可能作出捐献遗体的决定。”

老赵说，伟大的是这件事的意义，对个人生活而言，这就是一种生活选择，不过是人生中最后一件小事。“咱们元宝山庄见”

下雨这天，去养老院之前，赵永华找了趟同在一个小区住的盲人张文成。

“文成，文成——”屋子里没人应答，赵永华想了想说，“估计在楼下哥们那儿玩呢。”说着就下楼。

果然，穿着干净白色圆领棉T的张文成刚从医院回来，走到楼下就赶上雨下大了，便顺脚到一家修锁小摊前坐下。

张文成是赵永华在小区结对子的帮助对象，2000年由于疾病造成视网膜脱落致盲，和先天盲人早已锻炼出的生存能力不同，张文成连盲文都不会，感觉系统也并没有那么灵敏。

赵永华告诉张文成，没准能等到有人捐献角膜，“到时候你就能看见了”。俩人都充满了期待，可一到医院检查才发现，视网膜脱落根本不是更换角膜的问题，已经无法治愈。

“但是医生说，我的角膜是好的，我就决定捐献角膜。自己看不见，死了还能让别人看见，多好。”张文成说。

一旁的赵永华乐呵呵地听着，忽然想起这趟来的目的，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相框，相片里，今年清明节时，赵永华花钱雇了辆大客车，拉着40多位遗体捐献者和志愿者，去蓟县的元宝山庄陵园扫墓的合影。

“这上面写着字呢，下面第一排第一个人是……”赵永华把相框放到张文成的手里，又抓起他的一只手指，点着为他讲解照片内容。

“啥时候再组织大伙出去？明年清明，一定还得扫墓去，到时候喊上这位记者。”张文成一边听着讲解，一边高兴地说。

在这座陵园里，专门辟出一块地为遗体捐献者建立的了纪念碑。碑上，所有实现了遗体捐献的逝者名字，将被刻在上面。每个人的名字所占面积非常小，但对家属来说，这里可以寄托一份哀思。每年清明，老赵都会组织人去这里扫墓。

“我死后，达不到朱宪彝的四献，能完成承诺，顺顺利利地完成遗体捐献和角膜捐献，就是份功德。”盲人张文成坐在小凳子上，想起自己前几天想出来的一首“诗”，他要念给老赵听——遗体自愿捐，光明留人间。不图以回报，我在天堂笑。

念完，俩人哈哈地笑了，老赵对张文成说，“老哥们，以后咱们蓟县元宝山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