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一直在敦促东彪把自己零星发表的诗，整理一下结集出版，意在给纷纭芜杂的诗坛，添一点清新。然而他总是应承着，却不见诸行动。我想，他也许是忙于商务或过于律己，不愿将自己隐秘的诗世界轻易示人吧！

直至前些日子，他才将薄薄的一本诗集交到我的手里，嘱我为序。因耽于杂事，近日才静下心来系统地读，边读边感动着，读罢才觉得非要写点什么，一些往事也浮上眼前……

记得是2009年元旦，《北京晚报》前所未有地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东彪的诗作《祝福2009》。他在长达250余行的诗行里，将发生在2008年主要事件和对2009年的每一个祝愿，以其独有的智慧，串成了抑扬顿挫的新年鸿篇。应该说，这250余行的诗作，绝非一日之功可以成就，需要深厚的生活沉淀和文字功底。作为首都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之一，由一个北漂诗人向数千万首都人民以诗歌形式发出新年问候尚属首例。

东彪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来到北京。他反对以“寻梦”这两个字来形容其在北京的生活。他的梦，源于南方，也留在了南方那座曾经养育他的城市。奇怪的是，他的所有诗作都成稿于北京，包括他的诗歌处女作。

他诗的创作断断续续，产量也不高，有时间隔数年，才有新作出现。这本诗集收入的作品是不完整的，他的很多作品，都在发表后，由其本人废弃。

东彪的诗作无流无派。从他的第一首诗，到此后的全部作品，他始终坚持用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写作，用他自己的声音在表达。但他的作品，都会或多或少表现出对故土、故友的思念，并夹杂着强烈的漂泊感。这一点，在他的《风》、《约定》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他在《风》中这样说：“童话被锋利的光线/裁切成风的外衣/往事随风攀援而上/叶子纷纷扬扬回落/听不到根的呼吸……”这个根，应当理解为陪伴他走过少年、青年时光的“故乡”。然而不是，他在诗作《单车》里这样说道，“……我把单车留在南国的故里/我的故乡是父亲的异乡/父亲把梦留在我的故里/我把父亲的温度留在了他的异乡……”追根溯源，他在《风》和《约定》里的根，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故乡。近20年的北漂生活，东彪对故乡是何其敏感，他在努力寻找故乡的脉搏，贴近故乡……他常常问自己：从哪里来？也苦苦地思索：魂归何处？

北漂的艰辛并不多见在他的诗行中，反而从他的作品中，读到他执着地向上以及对理想与信念之不懈追求，他对诗歌的坚持不辍正是支撑他不屈脊梁的有力见证。他在《野菊花》中写到：“往往是由一朵启程/被风轻拂或卷动/都一样跑满山坳/雨水赋予了纯净的血/纤细的枝/同样是昂头的脊梁……”

艾略特认为，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因此，现代诗歌的立象尽意，是诗美感性化的本质要求，也是现代诗的本性所在。东彪的诗颇具现代意味，他较好地把握了现代诗的审美意象，将诗的“意、情、象”实施有机结合，这是创造诗美时空的基本要素，也是从具象化、意象化逐步向抽象化的一种完美过渡，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对于北漂的诗者而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惟此，才能应对高昂的生活成本，应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倘若要继续其童年最初的梦想，就注定要在诗性的漂泊中耗尽一生的心力。

其实，说他是北漂，也不尽然。东彪先后任澳大利亚某上市公司中国区市场经理、国内某著名中华老字号企业大区总经理，本可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做出一副老板样，他却平头布衣、十分谦恭低调地处理着日常事务，和风细雨、不卑不亢与客户和诗人打交道，从无疾言厉色，只是每每在夜深人静的孤灯青影里，才掀起内心诗的风暴：“夜阑珊/灯光依然忙碌/街道依然忙碌/酒精/在血管里茫然地涌动和歌唱/等待黎明……”（《初夏的点滴》）。在这个无休止竞争着的商业社会里，东彪负载着沉重的生活压力，然而他却有些忘我地倾情于诗，时时保持着一颗如玉的诗心：“心绪起伏在静止的水面/水上印着观音的手指”……（《遥远的莲》）。由此可见，他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诗的修行者，凭藉自己的一颗善心，无论生活的河如何广大，他都能“一苇杭之”。

（本文为《七月诗选》序，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