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说得跟真的一样，虽然马儿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自视为人才的智者估计大多数是支持这一洞见的，尤其是那些怀才不遇，郁郁经年的人，更是感慨旅途未遇伯乐。因为韩愈先生说的不是千里马和伯乐的因果关系，而是知人善任的慧眼。身为一介粗人，我也觉得说得很有道理。

在古代的中土，一般的人才定义是文人，几乎没有推举道士那样的人为人才的故事，通常情况下，文人入仕、做官才有展示千里马才干的机会。在宋代科举成型之前，入仕的道路基本被家族、门荫制度覆盖，世家的地位和门人的出路是“酋长”决定的，是不是人才老大说了算。之后的科举入仕，秀才们文章的好坏也是由掌门人说了算，才学一说无论是口耳相传还是毛遂自荐，最后都由“伯乐”那个家伙决定。不过就事实数据来看，是真伯乐还是假伯乐完全是糊涂账，故而唐人韩愈才感慨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近现代以来，人才的范畴有了很大的扩展，入仕不成还可以实业兴邦，即便学不好文化知识、搞不懂科技理论，唱唱歌、露露脸也可以是艺术家，三教九流都可以是千里马。按说有那么多出口，千里马们很容易脱缰而出，伯乐有没有已经无足轻重了，可是实际的情形不如想象的那样，试图自行大展身手的千里马们并不都那么如意。

就当下而言，一个人是不是千里马本应该取决于其学识、修养，以及男人学女声唱歌、四肢健全却用脚写字之类的绝技，或者是在所在领域取得的成就来确定，可是现实的路途上总有例外。不要说那些自然科学界的学问，就是一出戏该由谁来出演，决定权就在“伯乐”的手里，像院士评定、职级晋升之类，最典型的莫过于我们可爱的足球队了，那个行当里要么就是没有伯乐，要么伯乐们一直在感冒。我们可以从反面来证明这个论断：试想，堂堂十数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多痴迷足球的少年，真的找不出区区数十匹千里马么？千里马应该是有的，而且一定还是老有。看来问题似乎出在伯乐那一边，不过就这样简单地下结论足球界的伯乐们必定难以接受，此外我们还会想到另一个问题，抛弃那些占据“伯乐”位置的病人，足球队会更好吗？同样让人不解的问题是，我们真的需要伯乐吗？

客观地说，撇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种论调，韩老先生的理论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究其实质，在一个人治的社会，离开伯乐的眷顾，千里马很难有一展风姿的机会。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一个人要得到另一个人提携，首先要被了解，接着要被认同，认同意味着观点一致，或者被提携人要深刻理解提携人的想法，要是没有那么深刻，再不济也要趣味相投，做个知己的样子，更进一步要得到赞许的话，还必须得光大本门武功。否则，不要说带着批判的态度去争锋，就是以质疑的想法进门，千里马出来也会成瘸腿马。近亲繁殖的结果我们都知道，自然是一代不如一代。结局就只有一个：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辜鸿铭，这个西洋学问养大、学贯中西的智者，因为观点相左，胡适在他眼里简直就是不学无术。人毕竟不是马，人有思想，而且还会隐藏很多东西，为了得到贵人相助，甚至会养成恶劣品行，就如王莽。显然，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真的要把对发现人才的期望寄托在人，特别是个人身上，恐怕多数时候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不管怎么说，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免不了会如国内足球界的伯乐们那样感冒缠身，结果是瘸腿马上阵，千里马骈死于槽枥。

不过话说回来，千里马本来自由生长在草原，由于人的关系，它才拉着粪车缓步前行，末了还要伯乐去解救它，这样的逻辑有些使人费解。如果不是人的强迫，拥据丰厚肥美的草原，马儿随意奔跑，千里马当然会脱颖而出，又何须伯乐来添乱呢？！诸如乔布斯那般人，整天自己瞎跑乱奔，伯乐应该是看不上眼的。反观那些怨天尤人，愤懑嫉恨伯乐不识的“人才”们是不是有乔布斯那样狂奔的勇气呢？说起来就像是金子一定会发光，其实未必尽然，至少这个道理很不科学。

及早发掘出人才，及早发挥人才功用，自然会及早助益社会，可见，人才是需要被发现的，不仅如此，千里马才干的发挥也需要良好的平台。人才的培养、发现，人才的大显身手都需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人才的管理、使用更需要制度支持。正如千里马的成长需要辽阔的草原一样，也许这些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进步需要的“伯乐”。

假如我们真的需要伯乐，那么最好伯乐不是人，而是制度，就算制度是人制定的，我们也应该把个人的因素消减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