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工厂、女孩，是《打工女孩》、《工厂女孩》这两本几乎同时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的共同切入点。《打工女孩》的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媒体撰稿人张彤禾，《工厂女孩》的作者是新疆诗人丁燕。不同国籍、不同职业的两个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记录固定在流水线上、一万次乘以一万次重复着机械劳动的女性打工者，向打工者的青春致意。

据统计，中国有2.5亿甚或更多农民工，他们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东莞这个不太大的城市，汇集了近千万的打工者，其中70%以上都是女性。在浙江、江苏等其他制造业发达地区，情况也大致相同。想想这样的数字，这么一个庞大的人群，她们的个体命运如果不被定格下来，不被关注理解，那么我们所知道的当代中国必然是不完整的。

“我要到工厂去，我知道，比任何想象、阅读、泛泛之谈都更强有力的方式就是——将自己的肉身作为楔子，深深地插入生活底部。”丁燕在迁居东莞后，选择用200天的打工生活理解东莞，凝望另一种生活，另一面的中国，记录特定地点、特定时刻、特定人群。她先后在两家电子厂、一家注塑厂打工。她在写自己的经历的同时，也记录了玛丽、阿凤、兰花等一众人物的命运。我们从中读到了从照相机或摄像机里，无法看到的真相。丁燕写下的是女工的自尊与柔韧，以及她们面对生活的坚硬。

张彤禾出生在美国，来到中国后，她发现自己与女工有着深切的联系：“我，也离开了家。我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我亲身感受到人轻易就会消失不见。但我更理解那种全新开始生活的快乐和自由。在东莞这个遍布工厂的城市，我是个外人，但我遇到的每个人也都一样。我想，正是这种共同的身份，让我们相互敞开了心扉，跨越了历史、教育背景、社会阶级的重重鸿沟，建立友谊。”在她看来，这是最应该被世界所知道的中国故事。

丁燕是诗人，她以亲历者的身份书写下的文字天然带着细致、敏感和情绪。张彤禾当过十多年的记者，她选择的是擅长的访谈方式和冷静克制的叙事。在我看来，从个人视角出发的《工厂女孩》、以他者身份记事的《打工女孩》都有着各自独特的价值。前者直抵读者最柔软纤细的心灵深处，后者则触动人们深省这些超越时间和地点、属于人的故事。

两者共同的成功之处在于，她们采用平视的态度观望女性打工者的真实生存场景，把所有的力量凝聚在真实之上，不是直接的呐喊或是评论，反而力道更足，更有穿透力。从横向角度，故事本身吸引了更广泛读者的关注，从纵向角度，纪实的手法更接近于写史，转型期所经历的悸动和慨叹需要被铭记。当我们认识到她们与我们是完全平等的之时，正是“理解”的开始，而绝非“同情”。她们并不是机器的一部分，她们的际遇比一般人还充满戏剧性。

“（她们）背井离乡，她们得到最多也失去最多。”张彤禾如此解释自己对女性的关注。丁燕同样感知到“正是这众多的女性——少女或母亲——构筑起当代中国的最低层。她们潜伏着，无语着，拥有坚韧的力量。”

我不想把这两本书划入工业题材创作之中，因为书中并没有“创作”的成分，只是两个有足够文字素养和正确认知能力的女性在给我们赤裸地展现裹挟在现代工业洪流中的同伴。书里面并没有英雄式的人物，也没有动人心脾的情节，更与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等词语无关。但不可否认，它们是成功的，因为真实最有力量，能够做到平视，更是难能可贵。读者希望读到“生活在别处”的人最鲜活的故事，读者也应该读到这些。

没有背景、没有存款、没有学历、没有技术，有的只是青春，于是千万女孩选择用青春换明天，即使痛苦、迷茫，也要换取一张城市的通行证。她们的青春灌注在全球每个人的衣食住行之中。服装、鞋子、锅碗瓢盆、手机、电脑……触手可及之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留有她们的漂泊与艰辛。如果这些被一道道工序、一双双手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言语，那么一双袜子、一支笔就将告诉我们许多人的故事，这些能成为一部曲折精彩的作品。

可惜我们从不与它们对话。基于此，《打工女孩》、《工厂女孩》这两部作品的意义更在于用文学的方式，搭设了一道桥梁，让我们与离我们生活最近、离我们心灵最远的一群鲜活的生命相遇、相知；让我们看到她们追求幸福和生命意义的决心。

东莞女工只是亿万农民工的一个小群体，在东北、中部、西南……越来越多的“东莞”被缔造出来，80后、90后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也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无论性别、年龄，都需要被人们关注、理解和尊重。打工者中，有很多人都在用文学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但对于这样庞大的群体来说，这些文字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更多丁燕、张彤禾这样专业而敬业的作家，真正地走入打工者的生活，去书写只属于打工者的真实人生，因为他们的青春与付出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