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户”时代已有数万身价，现在仍然是每年积极提建议的西安市新城区政协委员，衣着外表利索得体，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人。但是坐下来稍一深谈，就能感受到他大幅跳跃的思维和欲说还休的起伏情绪，伴随的还有对未来的困惑——怎样才能继续坚持下去？

这个人叫肖长林，一个仅剩空架子的公司——西安市新城区运输三公司的经理。

（一）

肖长林是1979年由插队知青回城顶替父亲接班来到三公司的。之后从装卸工干起，当过班长、安技员、调度员。该公司是新城区交通局下属的集体企业，以货运为主，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经营相当繁忙，1987年就拥有车辆90多台，库存材料近50万元，流动资金超过百万，是新城区运输行业的先进、利税大户。但到上世纪90年代，因难以适应市场竞争开始走下坡路，一些头脑灵活的员工纷纷干起了自己的营生。1992年，肖长林也是这样干起了个体户，开办了服装店、修理厂、餐饮店、出租车运输。几年辛勤打拼后，他跻身社会羡慕的“先富起来”行列。

“当时社会上还在讲‘万元户’，我已经挣了好几万元了，在西安最繁华的东大街，从卖服装发展到批发服装。”

正当肖长林生意蒸蒸日上时，三公司却在机制僵化、管理混乱、投资失误、人心涣散的泥沼中越陷越深，终至瘫痪走向破产。三公司的职工大部分文化程度低、年龄大，长时间停发工资使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有的甚至靠捡破烂维持生计。他们也因此多次集体拦路上访，在当地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区交通局曾四度更换该公司领导，但都因积重难返，经营毫无起色。

束手无策的老职工们想到了能挣大钱的肖长林。1998年，他们反复找上门做工作，请他出山帮大家挣口饭吃。“开始，我并不想放弃自己的生意，但找上门的越来越多，他们都是我父亲的同事，面容憔悴，流泪恳求，我实在不忍回绝。”

因为不忍看着父亲的同事没饭吃，不忍回绝渴盼的目光，也自信只要用心起码能养活这些人，就这样，肖长林不顾家人朋友反对，变卖了门店，于1998年3月在交通局主持的全体职工大会上，高票当选经理。

但是肖长林接手才知道，这个烂摊子有多烂。公房坍塌、破漏，不少曾与公司有经济关系的人在院子里乱搭乱建，杂草有一人多深，车辆早已变卖一光，场地、厂房早已全部出租并预收了多年租金，如果要收回，必须倒贴十几万元。“拖欠工资150万元，欠外债70万元，229名退休职工、130名下岗职工嗷嗷待哺，连电话都没有一部。”

上任第一天，就遇到退休职工来要工资。肖长林当即从家里拿了2万元，为全体退休职工发放当月退休金，并到困难户家中慰问，稳定职工情绪，树立信心。后来，他累计从家里拿出数十万元用于职工和公司的燃眉之急。

接着，肖长林从整治环境、收拾人心上入手，在办公室挂出一幅大字“您放心能干好”，院子里也拉起了横幅“团结奋斗摆脱困境”，向职工们提出“少花钱多办事，花小钱办大事，不花钱也办事”。肖长林向在院子里乱搭乱建的8户人家挨个做工作，让他们搬出去。然后，带领职工自力更生，拆旧建新。经过几个月的奋战，不仅将房屋、道路修缮一新，而且在临街的地方新建了20间门面房，在停车场建起一座1200平方米的大棚，设立了80余个摊位，到处招商引资、组织货源，建成了旧货市场。这使公司有了基本收入，孤寡伤残职工的工资首先得到保障，更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开始，旧货市场每月能收入七八千元，当时每个月的工资总共需要近2万元，为了补缺口，我想尽办法，有次弄到一段植树的工程，带着70多人干了三天三夜，挣了16000元劳务费。”肖长林回忆，“头一年没有过星期天，刮风下雨都在厂里，顾不了家就让媳妇辞职。”

经过艰苦努力和多次挫折，职工的生存问题开始好转。开始每两个月能发一次工资，一年后实现按月发，再后来开始补发以前的拖欠。“这期间再没有发生上访、告状的事情，而且有职工不停地送来锦旗，我们公司被评为脱困典型企业，事迹在媒体上报道。”

（二）

在自力更生初步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肖长林开始绞尽脑汁谋划公司的发展。接手运输三公司之前，他曾经设计制造出了一辆古色古香的人力三轮车样品，并获得专利，试用时受到游客欢迎。于是，他反复考察调研市场，选定了一个项目——观光旅游三轮车。“公司员工文化低，唯一可利用的资源就是劳动力了。”

肖长林的构想是在迎北京奥运会期间造100辆人力三轮车，组成胡同旅游三轮车队，以弥补公交车、旅游大巴、出租车的不足。这一想法也得到了政府相关方的支持。

这条路子也是在数年的打拼，历经餐饮、鱼缸、花圃等项目的失败教训后，被各方认可的发展之路。但就在肖长林准备大干一番时，西安市开始修建大明宫遗址公园，2005年6月，公司接到了区拆迁办要求整体拆迁的通知。“虽然眼看着之前千辛万苦打下的基础都要失去，但拆迁是政府的大局，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积极配合，耐心细致地做职工、商户的工作，保障拆迁进度，同时积极争取企业的正当利益。”

肖长林组织召开职工大会，选举职工代表，监督拆迁补偿费的管理。期间，有8次职工上访，都是他赶到现场平息了事态。包括有老职工去世，也都是他亲手安葬。

说是拆迁，实际上因为土地没有原始手续，只拆不迁，政府补偿350万元安置费。而在如何用这笔钱上，分歧很大。大部分职工的想法是把这笔钱分了，而肖长林不想就这么分点小钱散伙。“平均一人一两万块，够干什么？就是全部办养老统筹，全厂还差600多万元，这么多人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他先后四次向区交通局汇报并对职工们提出，立足长远，将补偿款分成四块使用，一部分偿还债务，一部分用于办理退休职工的医疗统筹，一部分用于办理下岗职工的养老统筹，剩下的用作发展。但与职工商量的结果最后是全部用于养老与医疗统筹。

停车场和办公楼拆除后，没人告诉他企业该怎么办，只剩下空壳子的三公司只好到西安市南新街租了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维持存在。就在这里，肖长林开始了凄凉的坚守。这个坚守对职工来说必不可少——头两年集中为职工办理养老、医疗统筹（当时社保不对个人），后面主要承担三个工作：一是外地老人看病的报销手续，二是为职工办医保手续，三是负责老职工的丧葬、困难户的日常帮助。

“就在前不久，所有职工的养老保险手续全部转到了社保局，医保只剩5个人还必须经由公司按月缴费。”肖长林如释重负，“两名孤寡老人都是我送到火葬场的，算是做到了有始有终。”

（ 三 ）

如今，当职工各得其所后，肖长林却陷入了困境。之前，新城区交通局成立了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将三公司纳入其中，但前者怕背包袱，对后者不闻不问；他回头找交通局，但至今没有任何结果。到2013年4月，肖长林每月的工资已经欠了4个月，而养老保险的企业部分已经欠了10个月。

肖长林的家更是凄凉——弟兄几人合盖的房子，肖长林住在一楼，紧靠公厕，屋子里又暗又臭，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一台电视还是24寸的老式旧货。就是在这样的家里，爱人没有工作，女儿还在上学，肖长林失去工资这个收入来源后，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我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也算对得起职工。现在却觉得对不起爱人，也对不起女儿，不知道未来的路如何走。”肖长林说：“我今年55岁了，我需要工作，需要养老保障……”

好在社会总有温暖——新城区政协一直给予肖长林参政议政的平台，多项建议获得好评；当年结交的朋友、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始终不离不弃，从不同角度给予他关怀。困境之中，这是肖长林生活下去的巨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