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任现职至今，杜丙权办公室的墙上始终空空如也。尽管有人一再建议他应该挂点儿“墨宝”，但他真的不知道应该选择一幅什么样的字挂上去。

杜丙权唯一想挂在墙上的是“为人民服务”，但他又觉得这五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他不想被人认为是在沽名钓誉、跟风附势、故弄玄虚、光说不练。

最终，他选择什么都不挂，在这间黑龙江省肇东市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的办公室里。

“如果你亲戚找你办事，你会用什么样的速度办事？”

讨薪要用“亲戚速度”

3年来，杜丙权觉得自己最开心的日子总是在每一个除夕的中午到来。只有到了这个时刻，所有的“债务”才被清理一空。当他帮助的人都回家过年的时候，他也终于可以松下一口气回家过年了。

这3年，杜丙权为2万名农民工讨要工资。

为什么找杜丙权帮忙要工资的人这么多？

“快，杜局长这儿帮我们要钱最快。”肇东市宣化乡农民刘金凯是杜丙权上任时接待的第一个人。

2009年，刘金凯和工友们到一家建筑工地打工，直到工程竣工后他们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2010年年初，他们找到了杜丙权。

“我们以为没希望的事儿，只用了20天，他们就把我们一年的工资都要回来了。”刘金凯至今记得拿到工资时他们吃惊的心情。

国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

在肇东，杜丙权没有选择60天，更没有选择90天，而是选择了一个“亲戚速度”。

“如果你亲戚找你办事，你会用什么样的速度办事？”杜丙权告诉他的团队，就用这个速度给农民工要钱。

“既然他叫‘农民工’，就说明他的家肯定不在这里，也就是说，他多在这里等一天，就要多租一天房，多花一天饭钱。他的工资本来就没要回来，你还忍心让他再花这些额外的钱吗？”杜丙权说，他在农村长大，他懂农民。

3年时间里，杜丙权累计帮助农民工讨薪2000多万元，但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帮助一个在烧烤店打工的少年讨回几百块钱工资——至于到底是几百块钱，杜丙权已经记不清了，他只记得，那个少年早上找到他，中午，杜丙权就把钱给他要回来了。

杜丙权“要钱”快的原因之一是他对法律法规的熟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刑法》、《黑龙江省农民工工资保障规定》……所有可能与农民工相关的法律法规杜丙权都能做到了然于胸。因此，他也能够在第一时间运用法律找到欠薪单位的“软肋”，力争清剿欠薪一步到位。

学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他，为了让局里所有人都能掌握这些法律法规，曾经每天在办公室的黑板上写一条让大家来背诵、理解。

正是因为要钱快，来找杜丙权的人越来越多，包括那些应该先走其他渠道的人。杜丙权的做法是，只要找上门来，能帮的都帮，快速地帮。

“求求你们多少拿点儿证据来，我也好帮你们去要钱。”

“管与不管”的两难选择

有人找上门来是一种被信任的体现，但当这种“信任”过多甚至过滥时，恐怕也未必是件好事。

“你知不知道包工头叫啥，知道的话只要到劳动局有个监察大队去告，他们就能帮你要回来。”

这是在肇东采访时，记者清晨在街头从两位农民工对话中听来的。当把这“声名远播”的好消息告诉杜丙权时，他无奈地摇头苦笑了一下：“这么多年了，还是这样。”

来杜丙权这里寻求帮助的农民工，绝大多数不知道签合同，不知道查公司资质，不知道索要工票和欠据，只知道两点：我干活了，我应该拿到钱。

面对这种情况，杜丙权和团队首先要做的是帮他们把证据搞到手。实际上，根据有关规定，没有证据证明欠薪的，劳动监察保障部门可以选择拒不受理。

在恶意欠薪罪出台之前，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包工头被千辛万苦地找来之后——

问：是不是欠工资；

答：是欠工资，怎么了？

再问：为什么不给工人发工资？

再答：没钱。还有事儿吗？没事儿我走了。

然后，所有人只能看着欠薪的包工头转身“潇洒”离去。

恶意欠薪罪出台后，这种情况有所缓解，但却又出现了新情况：包工头领着农民工来告自己。

“现在，有的发包商欠包工头的钱，可能是材料费之类的。包工头为了找人帮他要钱，就把工资全发给农民工，然后，再给农民工打一堆欠工资的‘欠条’，带着农民工来我们这里告他自己。最终，让蒙在鼓里的我们替他们去跟上层发包商要钱。”杜丙权说，这种“带着农民工告自己”与目前我国建筑领域中层层发包、转包等不规范现象有着密切关系。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杜丙权每天都和他的团队在不断地做着“选择”，这个案子到底是农民工有诉求还是包工头有诉求，这个案子到底是接还是不接。

每年开春的时候，肇东市劳动保障监察局都会发出 “致农民工朋友的一封信”，这封信出自杜丙权之手，但内容每次都不同。

“每年写这封信时我都非常纠结，有些话我必须反复拿捏。写重了与法不符，写轻了根本不起作用。”在2013年的“一封信”中，杜丙权非常客气地写了一句话：“恳请您与我们一道，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确保您的权益不受侵害。”

其实，在这句“恳请”背后，杜丙权真正想说的是：“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多少拿点儿证据来，我也好帮你们去要钱。”

在2013年的版本中，杜丙权特意加入了两条劳动监察部门“无法帮助讨要”的情况，其中一条便是“只有工头欠条”，为的就是防止劳动监察部门被包工头当做工具。

杜丙权说，写入这样两条实属无奈：“我们这里一共就这么三五个人，如果天天被包工头利用，肯定是要耽误为真正被欠薪的农民工讨薪的。”

尽管写入了“无法讨要”的条款，但杜丙权承认，当同时出现农民工工资被欠、包工头其他款项也被欠的情况时，即使知道对方在利用自己，他们也会选择把案子接下来。

“现在有些情况太复杂，有些事太难办。管吧，于法理上过不去，不管吧，于情理上过不去。”杜丙权和他的团队总是在管与不管中做着两难的选择。

“上一次不签合同被骗，这一次还是这样，上一次被这个包工头骗，下一次竟然还是这个人。”

“不长记性”的苦恼

所有第一次来到肇东市劳动监察保障局的人状况都不一样：有单枪匹马来的，也有成群结队来的，有两手空空来的，也有带着白底黑字条幅来的，有进门半天不知道说什么的，也有酒后脸红脖子粗进门就开喊的。

尽管人员不同、情况不同，但当所有人听到：“请等几天，我们调查一下”这句话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翻脸：等“几”天啊？是不是又在“拖”我们、应付我们啊？到底能不能解决？不能我们到政府上访去。

如果他们中有人第二次来到这里，情况就会大有不同。

“第二次来的时候，我说需要等5天，他们就等5天，再长几天也没问题。”杜丙权说，3年来，他还真见过不少“不长记性”的农民工。

上一次不签合同被骗，这一次还是这样，上一次被这个包工头骗，下一次竟然还是这个人。“还有一点不变的就是，依旧没有证据。”杜丙权十分理解这些农民工。“他们的包工头经常是他们的乡亲。乡里乡亲的，总有个面子在那儿，谁也不好意思‘钉是钉铆是铆’，那样不就把乡亲之间的脸皮撕破了吗？”杜丙权曾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同一个工地，前几天去的时候问有没有欠薪的情况，工人说没有。没过几天，有人到局里来说自己被欠薪了，一看，正是之前说不欠薪的那伙儿人。

这些年，为了让更多的农民工理解、相信劳动监察保障工作，杜丙权在施工旺季的早6点前和晚8点后到工地走访，了解农民工的真实情况。为了让更多的农民工相信劳动监察保障局真心为他们服务，同时也是为了免去农民工在城里工作的后顾之忧，2010年，杜丙权协调六家用工单位向肇东市唯一一家农民工工地学校捐资5000元帮助10名贫困学生解决学习生活资金问题，2011年，他又为学校拉来1万元赞助，作为学校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此外，他还积极帮助学校没有工作的学生家长联系工作，给有工作的学生家长发放维权卡。

在这个局长岗位的3年，杜丙权平均每天工作12个小时。

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但杜丙权还是挤时间在华中科技大学读了一个软件工程的硕士研究生，现在，他正在做自己的硕士毕业设计。

“我设计的是‘劳动监察管理系统’，我在设计中加入了一个‘案件共享’程序。”杜丙权说，如果这套系统被推广使用，那么全国的各级劳动监察部门将信息共享，让在一地欠薪的人在其他地方再从事同样工作时能够被“重点照顾”。

采访时，记者始终有一个想问但没好意思问最终还是没忍住的问题：既然有那么多可管可不管的事儿，或者说根本就不该你管的事儿，为什么不推出去呢？

“往哪儿推？推出去老百姓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吗？推出去产生不稳定后果怎么办？”曾在党校做过教师、在市委做过8年秘书的杜丙权如此反问记者——其实，他还是一位退休纪委干部的儿子。

2012年，杜丙权被评为绥化市优秀共产党员、绥化市劳模。今年年初，在中央文明办、中国文明网共同打造的“中国好人榜”上，杜丙权榜上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