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十五年，各地来往南京的官道上车马华盖依旧，驿卒往来不绝，大小官衙里茶香飘飘，地方官员们小心翼翼地阅读着邸报，绞尽脑汁草拟着奏章。此刻谁也没有想到，在这番平静之下，一场牵连全国官员性命的大案即将爆发。

地方官员们此刻的放松不无道理，尽管朱元璋对朝中官员要求苛刻，动辄兴狱，但三年前朝廷刚刚爆发胡惟庸案的大“地震”，从宰相胡惟庸以下，包括六名公侯在内的开国元勋及部下被合家族诛，牵连而死者达三万人，朝中官员“损失惨重”，正常理政的人手尚且不够，更别说再搞株连大案了。大小官员们因此一直以为，此时官场应趋于太平。

事实上，看似最安逸的时候，危险恰恰正在悄悄临近。按明朝规定，每年各布政司（省）、府、县都要向户部呈送钱谷的收支账目，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都要完全相符，分毫不差。如果有所偏差，需要重新编制整个账册，并且呈送人要返回地方重新盖章方可。但是，各级地方与户部的账册是铁定对不上的，为什么？因为在钱粮转运过程中，总会有不可避免的损耗。

当年可没有铁路，也没有电报，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无法事先核对数字。如此算来，倘若万里运粮在路上被老鼠偷吃了一斗，到了户部对不上数字。距离南京较近的江南府县还好办，回去改账呗，但倘若赶上西北和西南各省的州县就麻烦了，来回一趟报账风尘仆仆几千里，一年时间别干别的了，就搁路上送账本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满朝文武一起发挥聪明才智，群策群力开动脑筋，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前往户部报账的地方官吏们，都在出发前事先拿一些空白账册找当地的“一把手”盖章，等到了户部后，再把户部的数字抄上即可。列位看客恐怕要说，这不是做假账么？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僵化而又不合理的规则，总会把人逼到不得不做一些事情，这怨不得那些无奈的地方官们。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情，最终还是让朱元璋知道了。朱元璋倒也干脆，一声令下，全国地方官场掀起了“大海啸”。当时全国共设有南直隶、北直隶和十三个布政司共计十五个省级区划，下辖153个府，234个州，1171个县，握有“印把子”的布政使、知府、知州、知县共计1573人，全部治罪处死，罪名是“欺君”，加上户部上下官员、在空账册上署名的其他地方官员、各级地方“一把手”的历届前任，连带他们的家属和部下，总共数万人被牵扯进“空印案”，另外这1573名“一把手”的属官们，也要背负连带责任，打一百军棍，充军边疆。

当时的山东济宁的前任知府叫方克勤，清廉得堪称“典范”，午餐和晚餐只吃一个素菜，一件布袍穿几十年，已经卸任了，竟也被治罪处死。方克勤只是这场大案中被牵连的一个小角色，他的儿子幸免于难，长大后倒是比老爸有名多了，敢和朱元璋的四儿子顶着干，最后被诛了十族。没错，方克勤就是后来建文帝的翰林侍讲学士方孝孺的老爸。

空印案究竟让多少官员身首异处，众说纷纭，按照《明史》的记载，“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也就是说，空印案的罹难者远在胡惟庸案之上，甚至有人推断，空印案与随后发生的郭桓案合计死者达七八万之多，抄家充军者不计其数，全国上下，大小官员几乎被“一锅端”。

曾经有言官上书为地方官员辩护，除了声明空账册上的印是“骑缝印”，不可能被用来偷奸犯科，再加之空印惯例，是元朝时就存于官场的，因为钱粮运转损耗难以预估加之路途较远不得不为情有可原，且之前并无明令禁止，不应治罪。朱元璋贬斥了上书官员，却也考虑了这名言官提出的另一个现实问题：官员都是经过层层科考选拔出来的，人才难得，都杀光了谁来替皇上干活儿？

的确，经过此番“折腾”，朝廷幸存的官员无几，实在不够维持朱明王朝运转了，朱元璋不得不发明了“戴死罪”，让犯了死罪的官员们在锦衣卫的看押下带着镣铐继续办公，坚持到后任来到再行刑。

不知道当年百姓击鼓报案时，看见大堂上端坐的县太爷竟然身披镣铐，心中会作何感想，更不知道朱元璋看着满朝文武带着镣铐三跪九叩之时，究竟是喜是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