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回老家以后，我特别失落，当初写《稿酬》就是为了纪念儿子在北京的那段日子。”汪赛良哆嗦着双手点了一支烟，缓缓地吸了一口说，“我也没办法，让孩子在北京上学肯定好，但是条件有限，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去。”

4月的北京乍暖还寒，刚刚获得由北京日报与北京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我的短小说”有奖征文三等奖的汪赛良，已没了刚获奖时的兴奋劲。作为一名在北京从事了12年装修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生活的艰辛不足以让他屈服。没办法让孩子在北京上学的无力感却让他一直耿耿于怀。

刚见时，汪赛良显得异常兴奋，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就是登在《工人日报》上。

感恩路上人

“报纸我还留着呢。”汪赛良在一堆油漆桶里找出了一个破旧的红色手提袋，从里面抽出一叠包得严严实实的报纸。“这是你们刊登我的文章《活计》。”他拿出2011年7月29日的《工人日报》，翻到6版向记者展示他发表的作品。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报纸放在手提袋里。

汪赛良告诉记者，在《活计》之前，他还有一篇作品被媒体采用，题为《一个装修工的苦乐生活》，也就是这篇文章让他走上了“疯狂文学路”……

按照他的说法，写这篇文章源自一个不应该有的差错。2009年的一天，汪赛良像往常一样在户主家做装修，做的活是打墙洞。由于用力过猛，墙被穿透了。隔壁的户主要求汪赛良过去给补上。在与隔壁户主闲聊的过程中汪赛良说自己喜欢读书和写作，不过文凭太低，不知道怎么写。这位户主勉励汪赛良可以尝试着写一些自己的生活体验。临走前，汪赛良才得知这位户主竟然就是《中国体育报》前副总编辑冯贵家。

回去后，汪赛良用手机完成了处女作《一个装修工的苦乐打工生活》，并将文章投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之声》栏目组，没想到栏目组在接到稿子后马上表示第二天就播出。

“成功来得太突然了，我完全措手不及。”汪赛良笑着说，从那以后，他每天都想写工作，对于文学的追求几近“疯狂”。然而，2010年他四处投稿，却毫无收获。就在他想放弃文学之路的时候，《工人日报》给了他希望。

采访中，汪赛良言语中透露着对文学路上的给过他帮助的人们的感激。他说他的文学路是“疯狂”的，“一次偶然的小成就”支撑起他大大的文学梦。

执著追梦人

个子不高，身材偏瘦，却热情似火的汪赛良在“疯狂文学路上”总是能够遇到贵人出手相助。也许正是他对文学的执著，才使得他屡获高人指点。

让汪赛良最为骄傲的一篇作品是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回家过年》。在他看来，《北京文学》是文学的圣殿，能够在这本期刊上发表文章是对他的最大肯定。

“我是在刷墙的时候，得知自己的文章被他们审核通过的。”汪赛良抽完一根烟，又点了一根，“为了这篇文章，我三次找到王秀云老师帮我修改。”

他口中的王秀云老师，是《北京文学》的编辑。王秀云在点评《回家过年》时写到，“还记得刚见到他的样子，不高，瘦，脸色有着民工才有的暗淡。我本来是想把稿子退给他的，可是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放下手头的其他稿子，和他一起修改这篇稿子。临走的时候，提醒他看一些书，然后再写。并且婉转告诉他，稿子我们用不了。我以为他会知难而退，谁知道过一段时间他拿着稿子又来了。还是在那个小客厅，还是一起改，他拿着稿子回去了。过一段时间，他又来了，陪他来的还有一个人，看样子也是和他一样在北京打拼的农民工。我让他给我留下地址，和他同来的人立刻庄重地站起来，帮着他写。的确是庄重，是那种真正底层的人面对微茫的希望才有的庄重，我被那份庄重给打动，决定送审。”

汪赛良对于文学的执著，打动了王秀云，让《北京文学》为他敞开了怀抱。这也彻底激发了汪赛良写作的冲动。写作、投稿占用了他所有的闲暇时间。

“疯狂的时候，我在墙上刮腻子都觉得是在写作。”汪赛良说，“我到处投稿，经常给编辑们打电话，有的都被我弄烦了。不过，最终还是被我打动了。”

漫漫寻路人

对于文学的执著，终于让汪赛良换来了一点回报。《稿酬》的获奖给汪赛良带来的2000元的奖金。

“工友经常笑着问我写文章能挣几个钱。”汪赛良略带苦涩地笑了笑，“其实我现在倒也不在乎这些钱了，但是我能理解他们，打工人敢有什么追求啊。”

采访中，汪赛良多次跟记者提起他只读到了初中，底子很薄。“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写，全靠自己悟。”汪赛良告诉记者，“一开始，我阅读都有障碍。后来读得多了，才渐渐地有感觉。”尽管工作辛苦，汪赛良每天都会抽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看书或者写作。

“没读过多少书真的很可悲，你无法理解我的苦楚。”再次提到自己的文化程度，汪赛良摇了摇头，“写东西的时候，想用个让自己满意的词语，都想不出来。”

“《稿酬》写的是自己一段生活的真实经历，获奖了并没有多少欣喜，反而触动了自己内心深切的痛。”获奖更加坚定了汪赛良走文学路的决心。如今，他很想能够回到学校认真学习。“鲁迅文学院是我最大的梦想。”

采访结束的当晚，汪赛良给记者发来了短信：“底层写作是一种社会现象。底层作者比其他阶层的作者更多一份沉重，因为他们几乎都有试图通过写作改变处境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