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裔美国记者和东莞流水线上的女孩们，保持着两年的“交集”生活。

带来一本《打工女孩》的非虚构写作书籍的同时，她也带来一个问题，中国的打工者究竟是怎样的一张面孔。

她们是可怜的，悲惨的，还是奋斗着、努力着甚至从中得到了某些快乐和现代文明的受益者面孔？

现实总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中国的打工者是怎样的面孔？

多半情况下，人们觉得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南方那些工厂里忍受着流水线的枯燥，收入微薄。一切都指向“可怜”这个词。

至少在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张彤禾以前的印象里，还有那些出现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有关中国打工者的形象多半与恶劣的劳动环境、随时可能被切掉的手指或者压抑带来的跳楼自杀等负面新闻有关。

“很多人给我反映说，他们以为中国这些打工族就是像被虐待的奴隶一样，可能比奴隶高一点点，大多就是这样子。”美籍华人张彤禾说，“但如果真的那么糟糕，为什么1.5亿（2006年作者开始采访时的官方统计数字）的人要背井离乡进入工厂，为什么他们要忍耐那么多，我想故事可能没有新闻里描述的那么简单。”

张彤禾辞掉了《华尔街日报》的工作，两年中，她每个月花两周的时间，在东莞跟随一群打工女孩，进入她们的生活，记录观察她们两年中的变化、挣扎和奋斗。最终，她于2008年在美国出版了《FactoryGirls》，当年获得《纽约时报》好评推荐。

4年以后，这本书的中文版《打工女孩》在上海出版。4月8日，张彤禾带着《打工女孩》出现在北京大学的讲座现场，当晚座无虚席。然而，几乎就在受到追捧的同时，反对和质疑的声音接连出现，争论的焦点只有一个——中国的打工者是怎样的面孔？

话题围绕着打工者群体展开，而这个群体却一直缺席。他们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自我感受是怎样的？他们的面孔是悲惨的还是快乐的？他们的困境和希望又在哪里？一切争论都显得越来越有趣。是，有趣。就像张彤禾在观察东莞社会中光怪陆离又被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事情时用的形容词一样，“有趣”。

美国记者和中国打工女孩

一位美国记者用她两年的跟踪采访，在一本《打工女孩》的书里告诉世界，他们是乐观的，积极的，基本上，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之下，这座世界工厂里的普通劳动者，拥有了绝对的生活改变。

张彤禾来到东莞，在一个人才市场里，第一次见到了打工女孩吕清敏。

这个来自湖北农村的16岁女孩，来到东莞的流水线上，她以为，在流水线上班会很好玩，“我以为会是很多人一起做事，大家一边忙，一边聊天，一起玩。我以为会很自由，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上班不许说话，上一趟厕所限制在十分钟以内，否则都要罚款。六个月后，清敏去见老板，要求辞职，老板不同意，她马上以翘班抗议，结果被罚了100元。她再次要求辞职，老板这一次的态度倒令她有些意外。抗争之后，老板的态度好了一些，甚至谈到让她升职做车间文员。

好景不长，清敏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跳槽。尽管父母对此无法理解，彼此还产生争执，但对这个从农村的集体社会里走进城市的女孩来说，“自由”才是最好的，谁都不能绊住她，老板更不能。

在张彤禾的记忆里，清敏很爱笑，和大部分的中国人不同，她喜欢讲自己的故事。第一次见面，她告诉张彤禾，她要在东莞工作7年，寄钱回家以报答父母养育她成人。

两年中，张彤禾眼里的清敏在不停地换工作。有时候，这决定快得令人窒息。她在寻找一切可能改变的机会，包括头发、身材、牙齿、生活的方式。和这些一样快速变化的还有身边的男朋友。通过婚姻，打工女孩可以实现一次阶层的跃升，但现实总是不那么让人舒心。

他很丑。他个子不高。他没前途。这些都成为清敏轻易就拒绝男孩的理由。两年后，当张彤禾的记录接近尾声时，清敏再一次换掉了一任男友。

和家庭的交战，也在两年中愈演愈烈。父母总是嫌女儿寄回家的钱不够，因为下面还有三个孩子需要抚养。父母希望清敏能安心踏实地做好一份工，他们不理解清敏为什么总在不停地跳槽。父母要她找一个湖北本地的男孩结婚，这样，女儿就不会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但清敏有自己的主意，隐藏着一个外地男朋友，不告诉家里。

总之，自由了的女孩，有自己对人生的规划。

张彤禾见到伍春明时，已经在东莞打工10年的女孩，正在一家交友俱乐部中，寻找合适的男友人选。

春明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在她1994年5月25日的日记中，张彤禾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来到广东跳了四五个厂，却还是一个厂比一个厂强，更重要的是，不管什么时候，我从来就是靠自己，不曾求过任何人。虽然也算有几个好友，但却没有一个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过我。是的，我只有靠自己。

在日记里，春明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努力，要变化，要学习，只有靠自己。

“我总不会为了苗条为了省钱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到底在外打工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挣这几个钱吗？”

她对自己不能快速地进步而懊恼。“我没有时间烦闷，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庸俗。”

“这只是我暂时的落脚点，这绝不是我的永留之地。没有人会理解我，我也不需要别人来理解我。我尽可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罢！”

……

写下这些的时候，春明已经从湖南农村的老家出来两年了。那年夏天，17岁的春明中学毕业后，便跟着一个还在上学的表姐一起到了东莞，在一家做玩具涂料的厂里找到第一份工作。

这之后，她经历了不断的跳槽，甚至还差点被骗去当了妓女。在逃离那个可怕的发廊时，她连箱子都不要了。那里面装了钱，身份证和妈妈的照片。她在废弃的鸡笼子里藏了一天一夜。这样的遭遇，没人能帮她，因为没有发廊的地址和名称，连警察也没办法。在捡到一张别人遗失的、也许是扔掉的身份证后，春明成了“唐聪芸”，在银辉厂里成了另外一个人。

但是，这一切，十年中，春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直到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坐在果汁吧里，她嘬着混合果汁，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一位从美国来认真听她故事的人。

一个美国记者和东莞流水线上的女孩们，就这样保持着两年的“交集”生活。为了看到这些女孩的故事，张彤禾被东莞粗暴的小巴司机甩在深夜的半路上，她想象，那些女孩也这样被甩过被吼过；她很容易就和跟访的女孩们失去了联系，如果她们不愿意让你找到的话，换个电话号码套餐，人便这样轻易消失了，就像女孩们之间彼此消失掉一样容易。

她们的故事中读到我们

“我想先读一段书中打工女孩春明的日记。”4月8日，身穿黑色夹克、小喇叭牛仔裤的张彤禾出现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上时，顺直的披肩长发，杂揉着暗黄色的挑染，单眼皮，声音不大，态度谦和地开始阐述自己这本新书在讲什么故事。

在《打工女孩》中，作者比较持续地关注了吕清敏和伍春明的故事之外，还有在东莞的英语学习班上认识的刘以霞，用拼命学习英语试图跃上不同的社会层级；在礼仪学习班上遇到的蒋海燕，以勇敢的姿态编织着一个又一个的谎言让自己获得机会。

打工女孩们都有自己的秘密。那些秘密很少与人分享。因为很快，你挣多少钱、交了什么样的男朋友、有过什么糟糕的经历，在宿舍狭小的空间里，都会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进而这些八卦就会传回村子里，七大姑八大姨都来问你各种问题。

在东莞，人和人见面会问各种有关工作情况的问题，也可能会问她是哪个省的，但却根本不会问她叫什么名字，甚至，连名字，许多人也是隐瞒起来的。

即便如此，一个叫梁容的女孩在东莞街头的一个小小举动，令张彤禾记忆犹新。

一个乞丐拄着拐杖走过来，三个刚刚开过玩笑大笑的姑娘立刻不说话了。梁容迟疑了一下，然后轻轻放了一个苹果在老人的碗里。

这一幕，令张彤禾非常意外。“或许是深知生活的不易，人们反而更愿意向比她们更艰难的陌生人，表示出善意。”

显然，“悲惨”并不是张彤禾这本书中故事的关键词。她所记录的女工，打破了人们的刻板印象，比如一名女工曾对她说：“即使我赚很多钱，也不能让我满足。生活仅仅有赚钱是不够的。”另一人则称：“我已经开始学英语了。因为未来还有消费者不只是中国的。所以我必须学习更多的语言。”

讲座上，张彤禾用了30分钟时间，大概讲述了自己在东莞遇到的那些打工女孩的故事。她们有着共同的身份特征：受教育程度低、家境贫寒、外出打工。在张彤禾看来，她们也有着基本的精神上的特征：奋斗、不停地奋斗，努力跳出原有的生活格局和社会层级。

安静倾听的上百位大学生，不时地发出笑声。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看过了英文版的《Factory Girls》，对张彤禾本人也充满了好奇。因为没有座位，还有很多人在过道两旁站了整整两个小时。

实际上，人们很容易便从张彤禾对那些打工女孩的面孔记录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无论如今身处哪个社会阶层，只要努力挣脱过原有生活轨道向山攀爬的人们，都可能获得一种通感。

“她们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一位大学生这样说，“只是我们幸运地考上了大学，但那种努力奋斗的心态，是一样的。”

持有这样观点的，还有曾经三年跟踪拍摄打工家庭故事的独立导演范立欣。他从张彤禾的描述中无数次地看到了自己曾经旁观记录过的画面和故事。让这位持续关注中国基层社会的纪录片导演惊讶的是，他也从清敏不断地挑战老板权威，向老板说“不”的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发现，故事中，女孩们说‘不’的时候，都是命运转折的开始。对我自己而言也是这样。”范立欣回忆，高中时，父母曾帮他安排过更容易些的人生，但他反抗了这种安逸，选择考大学。“但是，我却没考上什么好大学。当然，没关系，你的人生不一样了嘛。”教室里，学生读者们会心地笑了起来。

恰恰正是基于人们在打工女孩们的故事中，读到了这么多情感的共通，许多人告诉张彤禾，“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她们的困境和她们的声音。”

写字楼里想象不出现实

起初，让张彤禾萌生写作打工女孩念头的缘由，除了那些连篇累牍的负面新闻报道之外，还有他们的指责论据。

“人们总是在计算，你看，一个工人生产iphone手机，但他要想买一台iphone手机却要花掉几个月的工资。那些计算的数字、讲述的逻辑，很容易就让人对打工者产生可怜、悲惨的感受，却忽视了他们作为个体的真正需求。”张彤禾认可并赞同人们同情打工者，但她一再强调，“除了同情，公平和尊重也很重要。”

如果事情都这样计算，那么，会推演出很多类似的疑问。张彤禾在一次演讲中自我打趣地说，“你看，我写一篇文章挣多少钱，要多久才能在华尔街日报上登一篇广告。可是，谁在乎这个呢？”

中国那些流水线上的打工者，他们和自己生产的产品之间的联系，真的就是人们“计算”的样子吗？

《归途列车》导演范立欣在追踪拍摄16岁的打工女孩张琴时看到，女孩也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一次，她和姐妹去商场买衣服，在一堆牛仔裤前，女孩拎起一条说，“这是我们工厂生产的吗？”看了标牌后又说，“不是，也不知道我们生产的牛仔裤去了哪里？”

在张彤禾的经历中，她却看到了另一个故事。

在跟随清敏回老家的火车上，她送给张彤禾一件意外的新年礼物：一个Coach的零钱包，上面有公司品牌标志大写的C，带着褐色麂皮滚边。张彤禾猜这跟东莞的许多东西一样，可能是假货。

但是，回到清敏的老家时，张彤禾注意到，清敏送给妈妈另一个美国知名品牌的粉色提包，而清敏的姐姐也背着一个红褐色的LeSportsac单肩包，这个包在美国要卖320美金。

张彤禾在清敏的宿舍里，看到了更多这样的包包。

“我们在车间里工作，如果生产线完成了订货产量，我们可以要他们多做几个包。然后如果你跟保安是朋友，就可以拿出去。”清敏的男朋友阿杰帮助张彤禾揭开了疑问。

在清敏的价值观里，这些包包虽然不是一文不值，但相比起它们的实际价值，还是相差甚远，因为她们所结识的人里面，几乎没有人想要买，也没有人知道这值多少钱。

张彤禾一直保留着这个Coach的零钱包，在一次演讲中，她甚至向人们展示了这个小钱包。她举起它说：“这就是清敏在火车上送给我的那个小包，我一直保存着它，由此提醒我与这些我记录过的年轻女生的联系，这些并不是因为经济而是因为个人情感的联系，价值并不是在于金钱而是记忆。这个钱包也提醒我，你坐在办公室或图书馆里所想象的东西，和你走出去真正接触的东西，并不一样。”

抛开道德的衡量标准，坐在写字楼里的想像，永远无法代替现实。

现实的复杂、诡谲、戏剧，总是突破人们的想像。然而，面对2.5亿打工者群体作出的政策还是争论，似乎总也少不了自以为是的成分。

4月9日，北京大悦城单相街书店举行的对谈中，出席的嘉宾李申，讲述了自己“卧底”富士康看到的一些故事。

“我发现，那些和我一起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打工者，他们在工作之外的生活都是非常丰富的。他们穿时髦的衣服，染头发，用最新款看上去很炫的手机，业余生活也很精彩。倒是我，在那里显得异类。”带着眼镜的李申，是一位来自陕西的前记者，在他的观察里，“很多人应该是快乐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真实”，他最终写成的“卧底”富士康稿件内容远远不是人们想象中逼人跳楼的“血汗工厂”的样子，以至于一位富士康的中层干部打电话告诉他，“高层看了你的稿子，怎么觉得你是在写表扬稿。”

这样的回应，令李申自己也感到困惑。“我的确不是为了表扬富士康，但我看到的就是那样。”

对中国2.5亿的庞大打工群体，他们的面孔究竟是怎样的？快乐？或者悲惨？幸福吗？他们得到的和失去的，究竟哪个对他们个人更重要？你看到的，和我看到的，你最终思考的，和我最终思考的，似乎殊途同归而又南辕北辙。

打工者究竟要什么

打工者要什么？

当然，钱是第一位的。人们出来，为了挣钱。但又不仅仅为了挣钱。

在挤满了返城务工者的公交车上，清敏的念头飞远了。“家里没事可做，只是看电视”，她说。家附近的武穴城也乏善可陈。她似乎在回想家里看到的一切，试图弄明白自己的位置。当东莞那些工厂开始出现在车窗外的时候，她一幢一幢望过去，一言不发。“家里是好，”最后，她说，“但只能待几天。”

清敏回家的时候，不断地在重建家庭的文明秩序。垃圾不要随便丢在地上，她拿来一个塑料袋，不断提醒家人要扔到这里面；她想要改造家里的院子，至少铺上水泥路；她还想弄一个可以洗澡的卫生间，如果里面能贴上瓷砖就更好了。但这一切都需要钱，预算是5000元。这一切，随着返城日子的临近，都从清敏的关注点上消失。

“这些女孩刚来到城市时，目标都是物质的，想要一部新手机、新衣服。后来的梦想变成：想要做一个快乐的、成功的人，这个成功不只是物质方面，比如如何养一个快乐的孩子。”张彤禾这样讲述她看到的女孩们。

春明也不止一次地说，她要的不止是赚钱。“如果我那么做了，那生活就纯粹是为了挣钱了。我想提高生活质量。我想找到新的快乐。”

春明经常问张彤禾，美国人养育孩子的观念。“我想要孩子长大能过得开心，为社会做贡献。”在张彤禾的疑惑中，春明进一步解释，“我认为，只要你生活幸福，做个好人，就是贡献社会了。”

豆瓣上的一位读者这样表述看过这些内容后的感受：时间，让每一人都公平的变老，而人性，让每一人都公平的忍受找寻自我的煎熬。每一人都公平地站在马斯洛的金字塔上，但凡饥饿与安身的威胁还不是那么紧急，每一个人都忍不住要去追寻欢乐与自尊，追寻自己活在世上的意义。

追寻欢乐与自尊，追寻自己活在世上的意义。这或许才是那些不断跳槽、寻求机会、学习礼仪、英语、丛林法则，拼命向上攀爬的打工女孩们真正想要的。

在这样的追求之下，“悲惨”肯定不是打工者们唯一的面孔。

打工者究竟要什么？

张彤禾让女孩们对自己命运的选择来作出回答。她从来不问。“如果女孩不谈论政治，我也不会问她们对政治的看法，她们不说，只代表她们不关心。”

“那您觉得，中国如此庞大的打工群体，她们的希望在哪里呢？”记者问。

“她们的希望在她们自己身上。如果有人能提供帮助的话，我想，那应该是教育。对她们真正有用，她们需要的教育。”张彤禾在东莞林立的礼仪培训班、英语班里，看到了打工者对许多事物表现出急迫学习的样子。怎么为人处事，甚至怎么过城市的马路，都会成为她们想要学习的内容。

“有很多组织会去宣传，比如要戴安全套之类，可是所有女孩都说我们知道。她们最大的问题是，当她们不慎怀孕时，没有一个安全的、可供信任的、有保障的医院。如果有人想做事，不如做一些具体的事。当然，这些事可能听起来不那么漂亮。”

张彤禾对那些所谓专家学者的研究表示了很慎重的怀疑态度。在她看来，打工女孩们要求自我提升到需求，远比热水、合理的工时以及那些不能随时带走的保险更迫切。

困扰的 “ 出路 ” 问题

张彤禾的观点自有道理。但是，这本记录了人们心目中有点不一样的打工女孩面孔的书，却并未赢得一致的赞美。

在同样研究工运和劳工问题多年的学者吕途看来，张彤禾笔下充满了“个人奋斗”色彩，追求自由、不断努力甚至抛开道德束缚的打工者面孔，远远不应该是事实的真相。

“由于我们惧怕了没有自由，所以我们就不顾一切地拥抱自由，而失去了对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的判断力。”吕途在读完了《打工女孩》之后，这样评价张彤禾书中一再谈到的“自由”。

吕途在2012年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与张彤禾的不介入式个体跟访不同，吕途的研究对象有上百人，她用访谈的方式进行了解并记录。这让这本书显得并不是那么容易阅读。但她记述了新工人在城市待不下去，也回不去农村的实际情况。

“一个人的希望在自己身上、一个群体的希望在这个群体自身身上。但是，我这样说不等同于‘个人奋斗’。个人奋斗的逻辑背后是：一个人如果想不被人压迫，就必须成为压迫者。而这个逻辑正是一些地方的现状。”

那个不停要求自己进步、努力的打工女孩春明，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当过文员，参加过传销，开过公司，虽然很快她便转行到了直销卖一堆奇奇怪怪的补品，无论这个过程里多么地视道德于无物，但无疑，春明在她的打工姐妹里算成功人士。

如今，她结了婚，生了孩子，买了一辆二手的别克轿车，给老家盖了房子。未来，她打算在城里也买套房子。

这样的“成功”在吕途看来是刺眼和讽刺的。

“我认识的一个工友，他是中专毕业，经过奋斗，终于不在流水线上工作了，有了一份初级的管理工作，工资从2000元涨到3000元，但是他告诉我，他一样买不起房子、养不起孩子。”吕途解释，“我说的出路不光是指追求好的物质生活的出路，还有整个社会的道德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出路。”

有人怀疑，张彤禾只看到了打工女孩们奋斗的表象，而忽略了造成一切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只是记录我看到的，我想我完成了这个任务，这就够了。”坐在沙发里的张彤禾，面对不同的人提出的不同问题，哪里不太明白的地方她都在认真记录，并再一次试图了解那些问题的真正含义。但最后，她这样轻描淡写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故事正在发生

在北京的两场读书会上，人们的话题围绕着《打工女孩》封皮上那个代表了一个群体的打工女孩，但只有她，没有声音，静静地固封在封皮上。

“对您笔下的这些女孩，人们有那么多的理解。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那这些内容书中的女孩自己看到过吗？她们怎么评价您笔下的自己。”记者问。

“这次来中国的时间非常有限，我还没有机会和清敏、春明见面。当然，我也希望她们看到这本书，可能要看机会。”张彤禾进一步说，“但是，当时我写她们的文章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后，我拿中文版给她们看过。”

那天晚上，她们在工厂附近的一家蛋糕点碰头，张彤禾给清敏带了一份报道的翻译稿。她看的时候都没碰一下蛋糕和冰豆沙。看到第三页，她咯咯笑起来——“你记得好清楚，”她说——看到第四页又说了一遍。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翻过最后一页，看着张彤禾。“没了？”

“没了。”

“还想再看呢。”她说。

“还会有更多的。”

“真的？”她问，“你在写吗？”

“是你在生活，”张彤禾回答。“事情正发生着呢。”

……

从那时候至今，时间又过去了七八年，作者选择书写个人，因为人的故事能够超越时间和地点。毫无意外，人们对书写个体的故事充满热情和好奇。在那些以往的故事之外，打工女孩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正在进行中的城镇化建设，对她们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至少，张彤禾带来的这场有关打工者面孔的思考和争论，让更多中国关心打工者群体的人们，通过一位美国华裔记者的视角，去观察身边的打工群体以及他们自己的内心。然后真诚地问一句：他们到底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