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我记得费正清说过要特别小心，因为是官修历史。可是多方查阅资料都找不到这个“记忆”的出处，也许费正清先生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但表达过这样的认知，所以我才有这样的记忆。是自己脑子里的杜撰，还是确有其实，而今眼目下应该还是可以证伪的，不过回溯以千年记的历史，一些散落一地的碎片就很难拼接成型。

说到杜撰，我们没有必要纠缠记忆的含混了，即便是文字记录，很多鬼神的亲眼目睹，实际上不过是荒诞故事，况且，个人立场和情感的偏向难以避免，撇开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的日记，不仅会修饰一些东西，“忘记”一些事件也是常态。

中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历史编纂活动，自天下一统以来，皇帝们都有通过历史论证统治正当性的倾向，再加上天子的“道德”因素，因而在记录的过程中，遮蔽、粉饰的痕迹就多了起来。到了唐代，“以史为鉴”进入视野，如此，历史轨迹的记录本该更真实、清晰，而自汉朝以来一直沿袭的易代修史传统（如宋修唐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按理也应当随着文化的发达一同进步，然而情形并无太大改善。实际的结果是一层帝王的面纱不仅没有取下，反而更厚重，史籍反而可能会更模糊，到了晚近的清代，真伪难辨的“史实”堆积，结果是借“野史”之名的伪故事繁茂起来。一些知识分子将之归罪于官修似乎有些道理，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历代文士甚至今人在评价史书的时候都将第一的桂冠给了《史记》，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千古之绝唱”。《史记》不是官修的历史吗？

太史公是个史官，有官袍加身，《史记》自然难脱官修的身份，故而后人在赞誉《史记》的时候多把功劳放在了史马迁的身上，这不奇怪。史马迁为了证实史料的真实，遍访名人故里，详实取证第一手资料，更有刚直获罪、宫刑加身的经历，加冠于斯人确不为过。然而独唱终归不是一个人立于荒野清唱，背后还有庞大的团队。

《史记》的成功更应该归功于那些为其伴奏的“乐队”。始皇帝嬴政统一之前国家林立，各国自立史册，对他国人物、事件都各表因果，甚至共同事件也立场相异。这样为太史公编撰史书提供了极大便利，不仅可以相互佐证，还可以比较梳理，整理出较为客观的史实。比如众所周知的“渑池之会”。“廉颇蔺相如列传”记录说：“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则“请奏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虽怒最后还是“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另一方面，春秋战国之际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学派自说自话，庭花野草四季繁茂，更有“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民间史书，等等，这些都为《史记》的丰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否则，史马迁就难获桂冠。关于老子，太史公就表达了个人的无助：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或曰儋（周太史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周守藏室之史李耳、老莱子和周太史儋三人，都称老子，都是瘾君子，孰是孰非，司马迁糊涂了，难以判断，只好诸说并举。

历史不是单纯的独立事件记录和累加，还包括文化、思想以及科技等的传承和发展，尤其是思想和文化，不是凭借“个人日记”叠加就能够还原的。近些年来，一些团体和学校开始编修历史，仍就留有很明显的“官修”色彩。“官修”无可厚非，无论如何，“官修”可以体现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起到纲要总揽的效用，然而单一的视角总觉得还是有些不妥，远的不说，“文革”时期的那些东西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就如洪秀全被敬为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

实际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是“未来史”，就如欧洲中世纪的历史，“铸就”历史的那些神父们绝不会认为自己是“黑暗”的。独立、多样的历史观察可能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就历史本身来说，历史观的多样性可能比先入为主的判识更重要。

显然，要使发生的事件清晰，让曾经的精神活动客观呈现，就必须有不同方位的观察和记录，必须有多层面的解读。如此，才能依据不同的解读来复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最后让我们停下来冷静地想一想，那些被遮掩得不能成型、甚至面目全非的碎片也是历史，就历史的轨迹和评价来说，幕布从来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加之当下人人识字，“日记”泛滥，环球视野，信息杂烩，与其劳神费心却徒劳无功，何不将遮羞布拉开呢。

人们说史诗般的历史，照我的理解一定不是独唱，也不会是太史公那样的独唱团故事，而应该是交响乐：恢弘的旋律里可以听到每件乐器的声响。

《史记》不会是“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