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初入大学，看了一些文学作品，兴趣有增，一日问及晚近可读的国文小说，于是推荐说，还是先读沈从文吧。为什么不是鲁迅呢？“鲁迅当然好，不过你未必能读懂。”新青年很不以为然：“不就是阿Q嘛，顶多也就是人吃人，有那么难懂吗？”

话是如此说了，不过故事好懂，道理就不那么容易弄明白。比较起来，沈从文简直就是鲁迅的“仇人”，然而个中的是非曲直、现象本质一时却难以厘清。

但凡偏远之地，千山阻隔，地贫多匪，民风顽劣，比如湘西，匪患入志，绵延不绝。而沃野之属，水陆通衢，鱼米欣欣，国泰民安，比如绍兴，文士辈出，历朝接踵。这是农耕文明的固有画面，要是有什么异象，史家就会觉得匪夷所思，一当殚精不得其果，便会将早已准备好的罪冠胡乱扣到某个个体的头上，做个善终。事或如此罢，像这样的图画很多年以来我们就惯常看待了，不再纠缠。然而现实的演进从来就不能清晰如故，生活、社会的复杂远超心智的逻辑推演，不同的人，会在内心构建完全不同的世界。

鲁迅和沈从文屈指算来是同一时代的人，低头一个国家，抬头一位总统，不料想月亮和太阳在两位高人的眼里竟是完全不同。

鲁迅先生捏制的人物多成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印象中除去端详闰土的破毡帽时还“愿望茫远”外，他老人家对社会的鞭笞直露外泄，像阿Q，要是早生几十年，应该说的就是我，你要觉得不是你，还有人吃人的“狂人”。祥林嫂那样的怨妇应该不会有人对号入座，即便孩子被拐卖。

鲁迅先生是绍兴人士，说起来也是大家出身，就算是经霜的原配蛐蛐儿难寻致使家道中落，也还可以留洋日本。归返中土之后，无论是教育部任职还是大学高就，收入都颇丰厚。加上绍兴历来国学昌盛，道统正宗，不知怎就没驯化好一个知识分子。至于道统对鲁迅先生的影响，先生的《肥皂》（1924年）有所表达：“四铭……伸筷自去夹那早先看中了的一个菜心去。可是菜心已经不见了，他左右一瞥，就发现学程刚刚夹着塞进他张得很大的嘴里去，他于是只好无聊地吃了一筷黄菜叶。”道统先生有怒，找个借口训斥了学程：“哼，你看，也没有学问，也不懂道理，单知道吃！”这样的描述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已然是很中性的了。

也就10年的时间，沈从文这个“仇家”就开始作梗。这个乡下人来自匪患不绝之地湘西，早年没钱读书，当了5年职业民兵。不曾想这个家伙觉得世界不是这样的。也许是土兵与匪差异不大，沈从文先生不乐意道出兵匪之患，也许是对故乡的爱恋，谁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在沈从文先生眼里，故乡就如陶渊明的世外桃源：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边城》1934年）。

现实中的沈从文先生放下土枪后进北京想深造，不仅不能如愿，还饥不果腹地一个人北漂了很长时间，可这个穷小子不去深思现象背后的本质，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水墨画卷雕琢得意境绵绵。这样的风景在我更喜欢的《三三》中表露得淋漓尽致，虽然不是完美结局，但其中清纯的绝美意境，如果不是先生的故事，其他的文字居然不能够达成。

这就是两个同代人眼里的中国，一个愤懑激烈，要直面惨淡的人生，雄心壮志；一个平和委婉，要展示凡俗的生活，心怀理想。两个不同的画卷孰是孰非呢？这是个问题。

在知道沈从文先生之前，从中学课本里我就惊叹鲁迅先生的深刻，在读过沈从文先生之后，我依旧膜拜鲁迅先生的犀利。后来，从象牙塔走出来的我学会了自己观察，岁月催生了我的白发，也让我读懂了他们讲的故事。那些截然相反的画卷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学识、立场和背景。一个人的经历会修正他的眼光，但现实不会因为戴着眼镜就变得不一样。鲁迅先生和沈从文先生描述的都是现实，暮色与阳光一直就在那里流淌。从前如此，现在依然这样。

前些日子同学聚会，一个职位高到公立医院里随时有病床等着他生病的同学，一说到现实，愤怒地就像个青年。他有一句口头禅：“好多事你们不知道！”其实我知道，如果没有行动去改变，又何苦看不惯呢？特别是他这种人，批判必须是行动上的，而不是口舌之快。另有大学教授，带着博士觉得混得没个人样，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流氓。倒是生产队长出生的老哥哥同学说起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地谈论“场”是不是物质这个他研究了几十年的问题，生活的不如意跟他是亲戚般好像不会为难他。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过得并“不好”。

这就是形而下的社会呈现给我们的本来面目，只是因为心态的差异，看到的、体会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有很多年，我们看不到万花筒般的世界，穿着补丁衣服，心中充满理想，随时准备着去拯救水生火热的另一个世界。

感谢沈从文先生，在读懂先生后的一些日子里我会想，那些被愤懑唤醒的散人醒来之后，拿不到建设的方案，情形会是怎么样呢？而如果心怀理想，用自己的阳光去照亮近邻，自己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阳光的关怀。

文学远不只是讲故事那么简单。

“二老”是翠翠的理想和未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由您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