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商金增敏在微博上出20万元请温州瑞安市环保局长下河游泳。随后，19日，又有一人抬价至30万元，邀请温州市苍南县环保局局长下河游泳。

本来，在传统的鱼米之乡，下河游一次泳挣个二三十万，多美的一个差事。

但浙江的两个环保局长却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他们辖区的河流已非印象中的晚风拂柳，清澈明净，而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盲目下河游泳无异于投河自尽。

这两件奇闻都引起了热议。有人说是炒作，也有人认为是公众的另类“吐槽”。

首先，如此黑色幽默的事件发生在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至少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公众开始具备强烈的环保意识，并发出了刺耳的呐喊。这和北京连续雾霾笼罩下的“厚德载雾，自强不吸”的调侃如出一辙。

这样的诉求本是推动城市环保工作的正能量，再说各级领导也在饱受空气污染之害，本应上下同力，一起开创美丽中国新局面。谁料竟演化成激愤的公众出重金力邀环保局长冒着生命危险下脏河游泳的尖锐对立，相当耐人寻味。

首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环保工作的滞后，与公众的期待有巨大差距。因此，局长有权不挣这要命的赏金，但却无权不对日常工作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反思，进而知耻后勇，有紧迫感、使命感，倾其所能动员本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努力工作，尽快还公众渴望的碧水蓝天。否则，公众出的赏金未必会越来越多，但被问责的风险一定越来越大。

但不能仅仅将板子打在环保局长身上。这充分暴露出东南沿海地区在过去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重视GDP增长数字而忽视环境保护的问题，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形成了地方主要的政绩观，只要经济数据上去，便往往可以升迁，环境保护便沦为口号山响，不见行动。近些年即使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并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但数十年环境的破坏已经显得积重难返，加上相配套的新型政绩考核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健全，地方决策者往往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中难以寻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点，相当一批官员会继续选择竭泽而渔的发展，而放弃环境。

如果公众有足够的知情权，社会监督的渠道和手段畅通而有效，其实能对地方盲目求政绩，牺牲环境和未来获得短时发展的行为纠偏和遏制，但现实却不容乐观，官员在现行政绩考核体系下，只会更多地对上级负责，而民意却往往被忽视甚至当成阻碍发展的不利因素予以打压。

尽管这些年环保立法和执法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但面对地方决策者强烈的GDP驱动，地方环保部门的任免大权又由其决定，即使最有责任心的环保官员要想遏制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开办，往往只能开个轻微的几万元的罚单了事，如此恶性循环，一些环保官员甚至将保护环境的神圣职责变成了部门寻租的利器，终致国家保护环境的法规沦为一纸空文。

因此，当前治理环境的突破点，不是逼着环保局长游脏河，而是请当地书记市长彻底转变发展思路，从子孙后代的利益着眼，为城市创造绿色GDP。与此相匹配，要赋予环保部门更独立的执法权，并为社会依法监督创造更广阔的渠道，并使政府决策真正吸纳民意，实现以人为本。

在充分肯定重金频邀环保局长游脏河的正面价值之余，我也想提醒出钱逼其游脏河的企业家们，是不是未来在追求利润之上有更高的追求——比如更多地选择节能环保的生产方式，甚至将这笔钱用于保护环境更为靠谱？

我记得温州瑞安市环保局局长包振明事后对此进行了辩护，该河流是受生活垃圾的污染，并非工业垃圾。假如包局长所言属实，那就意味着环保除了推动政府积极作为，每个公民都应加强自律，从我做起，不做危害公共环境的罪人——也只有这样，以后监督批评政府、督促环保部门时才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