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不。他们回来了。

只是，这“归来”，与诗人陶渊明寻求精神与住所一致的彻底归来不同，一年一次，一次只有短暂的半个月。

当元宵节爆裂的烟花炸响暗夜的天空，一亿农民工又要踏上启程的路。

对这一亿人来说，当“归来”与“离去”成为年终岁首必然的精神归依与现实起点，那这短短的15天乡村生活，他们会做些什么？他们从城市里带回了什么？又从亲人团聚、故乡人情中，带走了什么？他们，究竟生活在何处？家园又将落脚哪里？

安徽砀山，地处皖北顶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最著名的是砀山梨。然而，地少人多，外出务工人员接近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

春节期间，记者回乡，走近三位农民工的生活，他们就在记者的身边，他们就是记者兄弟般的同乡人。他们是2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王涛，27岁的回乡创业者朱坤，还有40岁的第一代农民工李建。

相亲 ！ 相亲 ！

经过10个小时的火车旅程，王涛终于到家了。

2月1日，农历大年二十一下午，站在老家县城火车站人流中的王涛，看上去和城市年轻人毫无区别。

这个20岁的大男孩，深蓝色正牌阿迪达斯篮球鞋、牛仔裤、夹克棉袄，在将近1.8米挺拔的身材上，绝对衬得上帅哥的头衔。

稍等了一会儿，早他两天到家也在外乡打工的母亲和另外两个表哥以及四姨夫，开车接上了他。家，还有最后10公里路程。

没有更多的行李，王涛将塞满了衣服的土黄色背包，顺手扔进了车后备箱，便出发了。

想着可以很快见到爷爷、奶奶，见到从小一起长大的堂哥、堂妹，他显然有点兴奋，一路上有说有笑。

车行半路，四姨夫接到三姨夫打来的电话，说是托人为王涛说了一门亲事，媒人想见一见他，正打听他什么时候回，不想正好撞上。

相亲，是王涛这个春节最重要的第一大事。

早在回乡之前，父母和家里人已经多次电话沟通，而家乡的亲戚也早都开始忙着张罗寻找合适的对象。如今，万事俱备，只欠王涛回来和女孩见见面。“如果合适，就可以定下了”。

“定下了”的意思，就是达成结婚的意向。要不了多久，也可能不用一年的时间，或许更快，两个人便可以成亲，了却父母一桩心头大事。

“赶紧跟我一起去让媒人看看。” 四姨夫催促。

“现在就去么？还没回家呢。”王涛显然还未回过神来。

“对，现在就去，媒人还在家等着呢。”

犹豫了一下，王涛看了眼坐在一旁的妈妈，简单地说了句：“嗯，好吧”。

就这样，两人半路下车，四姨夫用摩托车载着王涛直奔相亲现场。

农民工回家相亲的话题，已经不再是新鲜的话题。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里，又显得那么重要。对于王涛这个年龄的打工者来说，任谁也难以“绕过”。错过这几天的时间，往往意味着将错过这一年。而一旦过了23岁，在砀山这种相对闭塞的地方便很难再挑到合适的对象。

还没回到家就被接走接受媒人的“接见”后，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王涛被安排了三次相亲。

16岁进城打工，整整四年多的城市生活，对王涛来说，除了日复一日地在工厂里劳累地工作，其他什么有关“精神”方面的事情，几乎与他无关，更别提在城里找个女朋友的事了。

王涛打工的第一站是浙江嘉兴，在一个纺织小作坊里，主要做拉横机（纺织设备）的工作。

这一年的工作经历让王涛无法忘记，所吃的苦也让他终生难忘。

每天早上六点半开工，晚上九点下班，除去吃饭，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12个小时。休息？每个月仅有两天的休息日，一年下来几乎都在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

厂里难吃的大锅菜，给王涛留下了心理阴影。

“里面几乎没有一点油，偶尔看到的少许肉，也全部是肥肉片。”王涛记忆犹新，“晚饭的面条更加令人难以忍受，面条都在浸泡很久后，才会开饭，而且绝不会见到一点油星。”

即便忍受这样的苛刻条件，王涛的工资依然不高。“当时属于计件工资，多干多得，再怎么干，每天也不会超过70元，一个月最多也拿不到2000元。”王涛说，“受（罪）毁了，现在想想我那一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啊！”

如今，“暗无天日”的小作坊生活早已远去。在亲戚的帮助下，他已经在江苏无锡找到了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

谈起现在的工作，王涛觉得要清闲得多。工资高，加班也有加班费。即便不加班，月薪也能超过3000元。而且工作也比较清闲简单，根据图纸安装机器，每天工作8小时，下午4点多就可以下班，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

渐渐地，他还有了些积蓄。两年前，他还花了一个多月的工资，给自己购置了一部台式电脑，安装了网络，每天下班后可以上网打发时间。

即便如此，与异性的接触，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机会依然很少。

他们的婚事

对王涛来说，早早地定下婚姻大事，内心有点点抗拒，但很快又顺从了这样的安排。

由于身高、长相、家庭和年龄都占有优势，王涛的相亲并没有费太多的周折。仅相了三次亲，第二个便互相看中。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双方村子的距离并不远，开车也就八九分钟，女方比王涛大一岁，个头在1米65左右，眼睛很大，有一个孪生姐姐。

不过，与其说是王涛看中对方，不如说是他的爸妈、爷爷、奶奶看中，他们都认为这个姑娘还不错，无论长相还是性格、家庭看起来都过得去，算得上门当户对。

对于一个年仅20岁的小伙子来说，要想让他短时间内迅速做出事关终身的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涛似乎对他的婚姻大事如此“麻利”地就“搞定”还没有回过神来，“难道这么快就决定了？”

疑问在心里，但至少眼下不会有反抗，人生或许很快就进入新的角色了。

不仅王涛在相亲，几乎所有他这个年龄的人都是这样。用王涛的话说，“他们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

短短几天时间，这个家里，王涛、王涛的两个堂兄、一个堂妹，四个年龄相仿的20岁出头的青年人，在父母的眼里，都到了必须马上“定下来”的年纪。

“他们相过几次了？”记者问。

“至少5次了吧。不是他们看不上别人，就是别人看不上他们。”王涛回答。

显然，和堂兄妹相比，王涛的相亲经历还算顺利。

“我的一个邻村的中学同学最夸张，春节前的三天之内，被他爸妈逼着参加了十几次相亲，都没有看上对眼的。”看着好朋友有这么多次“挑选”的机会，王涛似乎对他的相亲次数少有些不满意，他开玩笑说，“也许还应该再挑选挑选”。

除了年轻人之间“看对眼”，还有来自世俗的无行影响。

按照农村习俗，所谓相亲，在媒人给双方家长沟通之后，由男方前往女方家里“被看”。现在为了撑面子，男方一般还会邀请家里有汽车的亲戚朋友开车前往，这样显得更体面一些。

记者见识了几次这种场面，男方一般去人不多，但需要带上一些小礼物。女方由于占有“主场”优势，亲戚朋友、邻居都会前来助阵，帮着参谋一下。除了通过媒人了解家庭经济情况外，相亲过程中，主要看孩子的长相、身高和衣着。

一位乡村媒人告诉记者，现在的农村，别看孩子都到城里打工，但亲事还是得在农村解决。而且，相亲时间越来越早，许多孩子十七八岁就定下了亲事，二十三四岁就算大龄青年了。

春节期间，在砀山走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正是在某种隐隐的压力下，许多家长都抓紧春节放假的时间，多方打听，尽可能多地帮助孩子挑选对象。

但是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愿意顺从父母的安排，一位年轻人由于极度反感父母的这种包办行为，大年初二就扛起行李，愤然返回城里打工的地方。

这种密集又迅速的相亲方式也确实带来了一些弊端，由于相亲仓促，双方之间的了解不够，给许多农民工的婚姻带来隐患。一位法官告诉记者，最近几年，砀山关于外出务工人员离婚的官司越来越多，尤其一到年底，多的时候一天都要处理十几起这样的官司，给双方尤其是孩子带来很大伤害。

弊端谁都知道。但现实似乎让人无从选择。

常年在外打工的人，受到工作条件的限制，不少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异性。以王涛为例，他所工作的厂子里，几乎没有女工，因此他根本没有更多的机会去自由恋爱。

坟前的痛哭

当王涛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无忧无虑度过自己的春节时，他父辈的那一代农民工则面临着不同的压力。

这个春节，李建则过得更为辛苦，甚至比在北京的工地上还累。别人都在安心度假，他则带着儿子和老婆忙着装修自己的第二套楼房：买材料、铺电线、搞装修。

中等身材，常年的城市生活，让李建比农村的同龄人看起来要年轻一些。为了回家过节，他专门买了一双崭新的皮面运动鞋，蓝色羽绒服也是新的，当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并打趣李建时，他老婆便适当地补充一句埋怨——好衣服他都穿不干净，整天泡在工地上。

这已经是他三年之内回乡建起的第二幢楼房，每套房的成本，都在20万元左右。这样的大手笔，在李建所在的贾楼村，还是头一个。

当别人羡慕李建“富了”的时候，没人确切地知道，这两座房子也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得这个中年人喘不过气来。

今年40岁的李建，已经拥有了超过20年的打工生涯。

1993年，20岁的李建和村里的几个伙伴一起来到北京。20年，他在北京干过泥瓦匠、油漆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由于聪明又能吃苦，最近几年来，他在一家公司当电工，在建筑工地上铺线、布线，月薪已经可以拿到七千元。即便如此，北京于他，都不过只是一个“挣钱的地方”，并不是真正花钱生根之地。

这几年，眼看着两个儿子都到了要结婚的年龄，遵循这传统观念，也到了给儿子们盖房子的时候了。

“有房子才能成家。给他们盖好房子，这就是我作为老子的任务。”李建说。

2010年，为大儿子建的楼房，几乎花光了李建所有的积蓄。

去年，小儿子的楼房也开始动工，今年春节前，基本完工。趁着春节的假期，李建准备把这趟=栋房子后面的工作尽量赶一赶。

村里人都很佩服李建的能力，凭借打工挣钱，能在村子里迅速建起两栋楼房，实属不易。

这些年，老家农村孩子结婚的住房要求逐渐提高，李建所在的村里，男方娶亲的基本条件都需要一套楼房，上下各是四室一厅，还要带一个不错的院子。放在城市，便是一栋不错的别墅。

春节，过完了元宵节，打工的人们启程，重新回到“挣钱”的城市时，这些“别墅”便开始放空，常年上锁，无人居住。

所有人都心疼，所有人都知道浪费。“但是，风气就这样，没人愿意在这方面矮人一头”。

在李建看来，在农村，你在外面混得好不好，不用看你穿什么，吃什么，只有房子，也只能是房子，往那一矗，会默默地对外人宣示：瞧，我混得还不错。“这就是面子”。

李建的母亲去世较早，当时他下面有两个尚未结婚的弟弟。当年，他一边打工一边帮父亲完成了替他们“盖房子、娶媳妇”的人生大事。

生活的大山，爬完一座又一座，似乎总也没个尽头。

办完了弟弟的大事，两个儿子的未来，又进入到李建的规划中。

多年来，为了省下公交费用，李建上下班都是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两口子原来住在北京大兴区租来的一间简单民房里，最近才搬到公司提供的一间免费平房。记者到过他在北京的住处，窄窄的一间房子里，堆放了许多东西，一家三口住在里面显得异常拥挤。

“本来日子过得还可以，但是今年建的这套房子让我很吃力。”李建说。

今年春节，李建的另外一个任务是给儿子订婚，这让李建感到了另外一层压力。

按照当地的习俗，订婚中，男方付给女方的彩礼钱必不可少。但对方提出了5万元彩礼，这个数目对于城市家庭来说，也许并不算多，但对于现在的李建，可是笔不小的巨款了。

“好说歹说，对方一分没少。没办法，咱这就这样。”李建说。

为了给儿子顺利定下这门亲事，夫妻俩商量了好久，最终也只能妥协。这些天，他四处奔走，向朋友借到了钱，算是将儿子订婚的大事圆满办了下来。而这5万元的彩礼钱，也是这个村子目前的一个新纪录。

在外人看来，李建的两栋楼房都建了起来，大儿子也订婚了，一切看上去都很圆满，本应该高兴起来。但有村里人看见，春节前的那个晚上，李建偷偷跑到母亲的坟前，大哭了一场。

继续 ， 生活

没有深夜痛哭过，便没有资格谈论人生。

李建痛哭过了，对人生的看法倒没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好好过。总会更好的。”李建有了新的目标：买辆车。这算他的新年愿望了吧。

近两年的春节，李建村子里的一些能人陆续从外地把新车开回了家。轿车成为标志着一家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谁家若有一辆高级轿车，那便是乡亲们热烈讨论的焦点。

堵车，也已经不是城市的“专利”了。

走进村子，很多户人家门前，停放着汽车。相应地，在过节走亲访友的这几天，村子里也时常会发生堵车现象。

村里和李建一起在北京打工的几个兄弟，也几乎人人都买了小汽车，今年春节又有两个人开着崭新的轿车“衣锦还乡”。如今，只有他还没有买车了，好强的李建的心里多少受到了影响，买车的想法在这几天更加强烈了。

其实，最近一年来，买车的构想已经开始在逐步实施。

他持续关注着各种车型，想挑一款既便宜又实用的轿车。春节前，李建还让儿子考取了驾照，自己有时间了，也打算去考一个。

至于车的品牌，李建在奇瑞、比亚迪、长城等几个国产的品牌之间来回犹豫，因为他们价格不高，油耗也低，样式也还过得去。

李建的想法，被在一家汽车4S店上班的儿子彻底否定了。

“年轻人，眼光自然高些。”李建说，“他看不上国产车，他的目标是帕萨特。”李建自豪地对记者说，看得出来，他对儿子的眼光很欣赏。

但第二套楼房和儿子订婚的花费，让他的购车和考驾照计划不得不向后推迟。摇摆着的想法，开始再次萌生新的消费方向。“也许，我们买一辆便宜的二手车，可能更合适些。”

除了买车，李建还有自己的职业打算。这些年来，他就想考一个电工证，有了这个资格后，他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

新年的打算不少，从启程返京的那天开始，李建的奋斗目标会一一明确。

回乡创业

元宵节一过，外出打工的人就又要上路了。

王涛说，他并不愿意打一辈子工，最大的希望是，有一天攒够了钱，在城市里开一家小吃店，而且还是那种加盟店形式的，“不用赚很多钱，只要能够养活家人就行。”

这样的终极理想，有人正在努力实现。王涛的理想生活，正是27岁的朱坤正在经历着的，然而，现实远远没有理想尽如人意。

2012年，朱坤放弃外出打工，这个春节是他创业后的第一个春节，却真的让他体味到什么叫“年关难过”。

朱坤做的事，可能也谈不上创业。他只是在家里的耕地上，投资了十几万元，建造了一个养鸭大棚。这并不需要太多的经营水平，即便如此，对他来说难度已是不小。

刚刚“投产”的养鸭大鹏，正遇鸭子价格回落，投入的十几万元，开门便遭萧条的市场行情。朱坤发愁的是，那么多钱，大部分都是债务，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等到行情好的时候。

春节前，预料之外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喜悦伴随着超生罚款单一同到来。近两万元的罚款没着落，加上生意没有起色，双重压力让他一时应付不过来。

就在春节前不久，小儿子刚刚出生一周多，平时就不善言辞的朱坤，忽然失踪了一天一夜。家人到晚上才发现他没有了踪影，电话关机，养鸭大棚里也没有找到他，按照以往的生活规律，他应该就在大棚里伺候那些鸭苗的。

家人的恐慌迅速蔓延，因为接连不断的压力，已经让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年轻人近于崩溃。情急之下，家里人最担心的就是朱坤不堪压力寻了短见。

在外地的哥哥和姐姐都接到了家里的电话，正准备往回赶时，第二天中午，朱坤自己回到了家。

朱坤的母亲回忆当时的情形：“他敲门进家后，就说了一句话，你们都觉得我去寻死了吧？放心吧，我不会那么傻。”

说完，母亲看着儿子回到屋里，倒头便睡，在床上几乎不吃不喝地躺了好几天。

家人很想知道那一天一夜，他到底去了哪里。但朱坤自己也说不清那夜发生了什么事，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出走了，去了哪里、干了什么，他说自己一无所知。

大年初一这天，记者来到朱坤家看到，别人都在忙着过节，他则忙着给鸭子添饲料，身上的迷彩服脏兮兮地，残留着干活的痕迹。春节的喜庆气氛，并没有让他开心一点，朱坤神情里，都是满满的压力。

“表面看我好像没事了，但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凌晨一点多才能勉强入睡，不到三点就会醒，成天脑子昏昏沉沉的。”朱坤说，他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面临的这些压力和困难，如何排遣，找谁分担。

初中毕业后，朱坤被父亲送到了技校学习。毕业不久，他去河南信阳打工误入传销组织，后被父亲强行拉了回来。此后，在家结婚、生子，接着出去打工。

27岁的朱坤，大儿子已经5岁。

朱坤知道，早年有点对不住儿子。由于外出打工，儿子就交给父母照顾，成为人们说的“留守儿童”。后来，他在江苏打工的工厂污染较重，出于对健康的考虑，也想到儿子需要父亲，才下定决心回乡创业。

没有技术，信息不灵通，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朱坤从搭建大棚开始就不顺利。别人很容易就能获得好的鸭苗，他却得不到；别人都能获得政府鼓励养殖的相关补贴，但到了他这里，却被告知补贴已经停止了。朱坤觉得，似乎一切都在和他作对，这让他开始想念在外打工的日子。

“当时虽然很累，但倒头便能睡着，怎么叫都叫不醒。不知道现在到底怎么了？”朱坤说。

何处安放

春节的农村，年轻人四处游荡。就像朱坤前几年一样，有点无所事事。

王涛喜欢和家人在一起，坐在院子里聊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大伯、大娘一家人其乐融融。

但是，在家呆的时间久了，除了这些团聚的亲情让人感到温馨外，村里贫瘠的文化生活让王涛这样的年轻人感到了无聊。

同学聚会、喝酒、抽烟成为他打发时间的最主要途径。在家的十几天里，他与中学同学有过两次聚会，以往不喝酒的他，现在也学会了喝酒，还时不时地抽上一根香烟，不过显得并不熟练。

为了打发时间，他还邀集了同龄的四个表兄弟，各自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到县城里下了一顿馆子，逛了商场，一行八人，显得颇为壮观。

在朱坤看来，小自己7岁的王涛，可以趁着年轻好好玩玩，“过两年结婚生了孩子，生活就没那么简单了”。

朱坤如今经历的生活痛苦，对40岁的李建来说，那也不过是“毛毛雨”。生活总在继续，无论你坚持还是放弃。

1500多年前，陶渊明因耕植不足以自给，才决定离开故乡，到他地某个小吏来糊口。最终，诗人在糊口的生活中感到心灵为形体所役，慨叹着“回去喽，田园将要荒芜，为何还不回归！”

1500多年后，和陶渊明一样的打工者，因着同一种原因，背井离乡，走进城市寻求机会。对个体而言，他们是否又像诗人一样，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归宿？

归去来兮？是短暂的春节假期，还是将长久驻留故乡，每个人都在探寻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图片作者：温庆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