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市五华区行政中心高耸入云的宝塔形大楼衬托下，五华区工人俱乐部这座6层小“大”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006年前，这座楼不仅是俱乐部，也一直是五华区总工会的办公楼，令区总主席许萍森骄傲的是，全区有独立办公楼的单位很少，而群团中，就只有工会有幢独立的办公楼。

现在，每天在这幢楼上班的只有四个人，也就是俱乐部的全部职工，两男两女，男的是熊昆华和杨昆荣，女的是张弦和罗玉萍。

这四个人，坚守着这座6层楼高的昆明市五华区工人俱乐部，每天伴随日升日落上下班，一点一滴从事一项事业，寻常而平淡，坚实而勤恳。

波峰

在俱乐部工作时间最短的是杨昆荣，从1995年到现在，18年。罗玉萍次之，1993年来的，19年。再是张弦，1992年21岁来的，20年。最长的是主任熊昆华，1987年23岁来的，工作了25年。

其中，熊昆华是俱乐部主任，从1995年以来，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更远一点，从1987年以来，他一直在这个名叫“五华区工人俱乐部”的单位工作。

“从1987年至2005年的18年间，这里开办了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职工业余培训学校、歌舞厅、放映厅等8个活动项目。”杨昆荣说，“而在业余培训方面就要数时装模特培训班、公关礼仪培训班和会计培训班了，可以不夸张地说，在很多年后昆明有名气的模特和礼仪小姐几乎都出自‘华乐培训学校’，也就是我们俱乐部培训学校，数以千计的各单位会计人员也都出自这里。”

面对俱乐部的诸多尴尬，尤其是不再注入新鲜血液，张弦很担心，“我们4个人中，我最小，我担心他们三位退休后，剩我一个人怎么办。”

表面上，她担心的是俱乐部这个单位的自然消亡，而实际上，她更担心俱乐部这项事业随着他们4个人的自然淡出而消停。毕竟在这个单位20年，张弦一辈子最重要的时光几乎全部滞留在这里，她很眷恋这幢楼以及这个事业。

没高度，没特点，被周围的建筑物矮化混同，这座楼今天搁在大厦多如恒河沙的省会城市，寻常得无法诉诸笔墨。然而，这座楼过往的辉煌宏伟，通过当时的建筑投资金额可以捕捉到。

五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许萍森告诉记者，1986年建造时，五华区投入65万元，云南省总工会投入20万元，昆明市总工会投入20万元，五华区总工会投入10万元，总投资115万元，“在原五华区总工会旧址上建造起来。”

花这么多的钱盖大楼，当时五华区全区只有159家事业和企业单位，全部职工不超过2万人，足见当时的区委、政府何等看重工会的文化建设。

1987年5月1日，俱乐部大楼正式落成开业，此后，基于当时贫乏的文化生活，俱乐部这个以文化为“卖点”的场所马上红火起来。

办培训班、放录像、开歌舞厅、模特培训……甚至当时的区委党校也选择在此办学，日后成为五华区和昆明市的几个领导都是从这座大楼取得大专以上学历的。

客观地说，当时留守到现在的四个人加入俱乐部时，单位的小日子过得挺滋润。

然而，好景不长。

波谷

1992年，似乎是一夜之间，昆明大街小巷掀起了一股临街拆墙改做商铺的风潮。在外界商潮的诱惑下，俱乐部主事者也冲动了。

一年后，1993年3月，五华区工人俱乐部作为五华区文化体制改革的“吃螃蟹者”放弃了事业单位身份，改制为“疑似企业”，“由区编办下个批复，俱乐部被定为‘民办非企业’，事业单位编制收回，人员的干部身份不变，以备交流，当时还没有实施公务员制度，只有干部身份一说，我们都是干部。”

而此时，以建立公务员制度为核心的干部人事体制改革已经开始启动，由于俱乐部由事业单位变成不明不白的“民办非企业”，熊昆华等人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不可逆转。

没有系上安全带，也不携带救生圈，俱乐部“扑通”一声跳进波涛汹涌的商海中，开始裸泳。

至于这个裸泳的风险有多大，会不会溺毙于白浪滔天的商海中，几乎是过了10年，等熊昆华担任俱乐部主任，执掌俱乐部若干年后才真切感受到。

俱乐部所处位置长春路和武成路1995年开始旧城改造，这个区域恰好是改造的重点地区,拆迁改造直接影响了俱乐部的经营，而且这个改造延续了整整10年，直到2005年区行政中心建成才告结束。

“到1998年以后拆迁最严重的时候，断路断电断水，基本没有经营了，俱乐部便宣告停摆，挣不到钱，我们的工资都靠区总给。”熊昆华说。

当然，这种因为城市建设而导致的危机还不是致命的，最要命的危机来自受商潮冲击而在日后看来显得草率的所谓“改革”上。

作为五华区的文化“改革试点”，工人俱乐部变成了“经济实体”，熊昆华认为当时欠妥的是，“工人俱乐部的社会公益性没有考虑，俱乐部的工会资产属性也没有考虑。”

“而且，俱乐部的社会公益性质，根本不适合商业化改革。”他说。

按熊昆华的说法，从1993年到2004年，俱乐部的历史出现了一段真空时期，“这个单位实际上不存在了，事业单位身份被注销，但同时工商那里又没有注册过。”

2000年以后，俱乐部这种“妾身未分明”的状况逐渐才让熊昆华他们感觉到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原因是，2000年以后，随着机构改革逐渐规范，俱乐部作为一个单位，要面对工商税务银行劳动执法等机构的服务和审查，罗玉萍说，“但我们没有身份，既不是企业实体，也不是事业单位，更不是机关，什么都不是，每次去办事都很难。”

罗玉萍对代表俱乐部出去开会有畏惧感，“很尴尬，去开关于工资晋升的会，人家连文件都不给我，只好求人找文件去复印。开会去签到，人家说，您哪个单位？俱乐部？没通知你们参加啊。”

不是事业，亦非企业，罗玉萍觉得最糟糕的是到年底单位年检总是难以过关，“组织机构代码证摆着作废，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社团法人登记，去年劳动执法年检，要求提供相关证件，我提供不出来，最后找到劳动人事局，反复解释，协调半天才得以解决，银行年检也检不掉。俱乐部没有名分，像个私生子。”

2013年1月8日，记者再次采访熊昆华时，他告诉记者，“直到昨天才办妥银行年检手续，耗时半年多。”

个人也尴尬。

熊昆华不愿意参加同学聚会，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自己“混得太惨”，无颜面对曾经的同学。

2002年，区总需要增加一个副主席，熊昆华被推荐了，结果有位区领导说，熊昆华人没说的，但他的身份不对，“结果，别人上了。”

熊昆华说，“俱乐部成立时，编制核定6个事业编制干部，1987年我来的时候有4个人，后来陆续进出，调出去5个人，出去后有3位到机关提拔使用，最后来的是罗玉萍，到现在整整18年没进过人了。”

“俱乐部事实上在自然消亡，我不知道领导是怎么想的。按目前体制，俱乐部是穷途末路。”长达18年“只出不进”现象在暗示区总的干部，俱乐部将进入“安乐死”，区总办公室主任浦海龙觉得，“等到老熊他们退休了，这个机构就自然消失了。”

坚守

进入新时期后，工会工作基于对新时期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农民工群体的出现，“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要求具体到社区必须建立工会，且有明确的工作要求，而五华区总机关加上许萍森自己才只有7个人，显然不足以“应对”如此繁重的工作。此时，许萍森想到了俱乐部这4位满腹委屈却兢兢业业埋头干活的人。

其实，许萍森还有一个更缜密的心思，他想给熊昆华等4人创造彻底解决俱乐部问题的条件和平台。

这点心思，熊昆华发现了。

“我们要好好干，要展示出俱乐部的人也是特别能战斗的精神风貌。”

类似的意思，张弦、罗玉萍、杨昆荣都表达过。

“随着形势的发展，办事处也要建立工会，而这块的工作特别繁重。”熊昆华说，“2004年后，我也提出，希望分一块工会业务工作给我们干，具体我要求把社区工会这块，也就是办事处工会工作交给俱乐部来做。”

在进俱乐部大楼一楼楼口，有一块牌子，“五华区总工会街道办事处工会工作办公室”，熊昆华指着这个牌子说，就是这块牌子的悬挂，俱乐部从此有了两块工作，“一块是俱乐部本身的文化宣传职工培训等传统工作，一块是专业的工会工作，比如建会、发挥基层工会作用、服务街道社区等。”

许萍森对熊昆华他们的工作很满意，“他们等于承担了区总近一半的业务工作。”熊昆华自己的看法则是，俱乐部工作中，“有五分之三是在干工会业务工作。”

按照全总数据库，五华区有企业15116家，涵盖法人企业建会入会职工215306人，熊昆华他们建了15600多家，“我们发掘出了全总数据库都没有录入的法人企业，真的做到了凡有必建、应建必建。”

“到9月30日，全区10家街道工会全部升格为总工会，原来的工会联合会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了。”

过去这两年，令熊昆华自豪的是，他们的社区工会建设出现了6个亮点——职工之家、区域性职代会、职工书屋、工资集体协商、工会维权“两书”推进以及厂务公开。

开着一辆老掉牙的普桑，说一口工会专业术语，做着工会业务，逢到基层工会主席就问人家是否做到了“广普查、深组建、全覆盖”，职工书屋是否建好，区域职代会作用怎样……

熊昆华觉得自己的角色发生位移了，“我好像不是俱乐部主任，而是一个工会主席。”

任务重了，俱乐部的4个人更辛苦，张弦说，“在这里，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但熊主任积极的工作态度影响了我们，怨气归怨气，工作还得干得很出色才行。”

罗玉萍印象中，在6楼布置会场，要到5楼搬实木桌子，没有人，只有她和张弦两人去一张一张地抬，“女人当男人使。”

她也说了张弦说过的这句话。

“因为身份尴尬，更要把工作做好，不让人挑出毛病来。”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