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张伟杰）“条例有必要提升成为法律，制定专门的信息公开法，才能与《保密法》、《档案法》等相协调。”１２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信息公开与政府创新”研讨会上，多位与会专家表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我国的信息公开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由于该条例法律层级低，对“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予公开内容缺乏详细界定等原因，行政实践中一些应当公开的信息仍然得不到公开。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介绍说，公开已经成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她观察发现，截止到今年12月10日，以“公开”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我国共有78部法律、92部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近千件。

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发布的报告也显示，2011年国务院69个部委办共计主动发布政府信息210万余条；省一级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结率接近100%，大部分免费进行。

该中心主任王锡锌教授说：“过去三年，我们持续观察中央42个部门，发现有33个部门得分连续增加，所得平均分由原来的40多分提高到2012年的60.5分，这说明制度不仅建立起来，而且也落实了。”

在肯定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与会人士也认为这一工作还面临诸多挑战。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不得公开，但这一规定欠缺详细界定，给拒绝信息公开的政府机关很大的操作空间，不少政府信息被“藏着掖着”。

此外，新修订的《保密法》中国家秘密的界定方式和程序仍存在不小的裁量空间，定密权下放没有硬性限制，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层级较低，由此导致“国家秘密”容易被滥用，成为对抗信息公开的“法律武器”。

对于有人申请公开“表哥”杨达才、“房叔”蔡彬收入状况被拒事件以及近来各地试水推行官员财产公示现象，有专家表示，所有官员的财产信息都应该公开，但目前公开财产信息的范围不确定，在仅靠地方政府试行、没有国家专门的立法、没有明确问责规定的情况下，试行的效果有限。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表示，从信息公开制度实施效果上来讲，目前申请人获得信息的成本很高、难度大，信息公开的尺度还不够宽，法律保障还不够完善。官员财产公示的关键是要立法，要把领导干部的财产收入申报的公开事项列入到公开的范围之内，从立法的角度去保障和推动重要的监督制度，而且对于虚假申报、拒不公开的问题都要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的条款，这样才有利于长远地设计和运行这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