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新一届社会监督委员会产生，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担任主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担任副主任，王振耀、白岩松等15名各界知名人士担任委员。据悉，红基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主要邀请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广泛社会影响、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代表担任，包括学术、法律、医学、财会、媒体、志愿者等各界代表。（见12月9日《京华时报》）

近年来，一系列负面新闻，把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在内的慈善机构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其社会形象和公信力都遭受打击。在这种时候，由红会自己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既是红会面对困难和弊病的一种改革，也是中国慈善机构的一种形象和公信力自救举措，值得肯定和期待。

但是随着红会新一届社会监督委员会名单的披露，疑问也随之而来。表面看，这份“不完全名单”并没什么问题，所任人员都是一直关心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自有担任红会社监委委员的资格，但问题也正出在这个“知名人士”上。

红会在社监委委员的遴选上坚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标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全部由各界“知名人士”担任，无疑让社监委成为了“名人堂”，精英化趋势明显，严重缺乏“草根味”。不是说这些以名人明星为主的社会精英就不能担任红会社监委委员，而是对于这些本身有着各种社会职务和公职身份的精英而言，其已有的身份和职务，很多时候会成为他们发挥监督作用的羁绊。

不管是轰动一时的“郭美美事件”，还是其后一系列和红会有关的负面新闻，其中推动事件进一步发展，迫使红会等慈善机构作出回应的，都是千千万万的草根。草根力量才是对慈善机构进行社会监督的主体力量。而现实中，精英和草根在发挥监督作用上存在着固有差异——精英们往往会瞻前顾后，而“一无所有”的草根阶层往往更加无所顾忌。

聘请社会知名人士担任红会社监委委员，的确可以借助名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但委任的都是清一色的名人面孔，让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草根阶层没有一席之地，却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按监督作用的大小来定，红会社监委应是名人少，草根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