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身在福建泉州打工的贵州铜仁籍农民工杨爱桥义务当上了老乡群里的“工伤纠纷调解员”。

5年后，他的心愿达成，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总工会、碧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支持下，成立了驻泉州外出务工人员维权工作站，他也有了副站长的头衔。

然而，正式的名分，却掩盖不了一个草根“法律工作者”的现实尴尬境遇。

10月底的福建泉州，白天的空气依然燥热，只有晚上海风轻拂，才能享受到几丝惬意的清凉。太阳落山后，街面的夜市开始活跃起来，操着闽南口音的摊贩热情地向客人们兜售海鲜,座位上的人们畅快欢饮，一天的烦恼如此烟消云散。

但是，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些人的烦恼却无法消除。这里，生活着约有20万滇黔桂川渝西南五省市籍外来务工人员，有几个字眼是他们抹不过去的——“工伤”、“维权”。

泉州，也是贵州铜仁市农民工输入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2007年以前，在泉州的铜仁籍农民工的合理诉求得不到解决，他们往往是通过拳头来维护权益，每次过激维权的结果，往往是新悲剧的开始。

但这一切，现在被一个叫杨爱桥的铜仁籍农民工改变了，在他的影响下，泉州的农民工遇到劳务“伤害”时，心里多了一个地方——工会。

“是的，我就是杨爱桥，老乡出什么事了？”

老杨的皮肤被闽南的太阳晒得黝黑，再加上一米7多的个子，不到110斤的体重，活脱就是一个人们印象中干体力活的农民工。如果没人介绍，外人根本无法想象，他就是在外来务工人员中大名鼎鼎的“杨律师”。

其实，老杨并没有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也没有律师资格证，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热爱这个行业，但我只是一个草根维权者”。

杨爱桥的工作站设在泉州市汽车配件城里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房间里，之所以选择这里办公，是因为房租便宜，三间房子每月只要1500元就行了。楼上楼下全是做汽配生意的商人。

10月16日，周六。记者蹲守杨爱桥的维权站，整个上午，只见他一刻没闲，一连接待了7位慕名找上门来的农民工。

“你是贵州的杨律师？”一进门，来自云南大理的农民工梁鸿德先用疑惑的眼神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名人”。

“是的，我就是杨爱桥，老乡出什么事了？”。

杨爱桥热情地递上一杯水，连连让梁鸿德和他的家人坐下。眼前的梁鸿德，胳膊缠满了绷带，坐下后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屋子，满墙的锦旗，让梁鸿德怔了一下，再开口，马上就换了语气。

“您是杨律师吧，总算找到您啦。我是云南人，在这边打工受了工伤，您能帮帮忙不？”刚坐下，梁鸿德就哽咽着讲述起自己的不幸经历。

“我想找铜仁的杨律师，请问他在吗？”就在杨爱桥和梁德鸿说话时，门口又走来了几个农民工，其中一位拄着拐杖，右腿上布满大片的划痕，脚下缠满了绷带。“老梁，你的情况我差不多了解了，我去看下这几个老乡出啥子事情了，您坐着先休息会儿。”

这又是一位因为工伤而和老板闹翻脸的农民工，而且还是杨爱桥的老“熟人”。2010年，贵州思南籍农民工任明河曾经出过一次工伤事故，被老板推来推去，只肯给他2万多元的赔偿，在老乡的介绍下，任明河认识了杨爱桥，不出半个月，他就追到了6万元赔偿款。

今年6月份，任明河在晋江一家采石场当采挖工，工地上一块从天而降的滚石将他的右脚皮肤全部剥离，任明河心有余悸地告诉记者，“自己命大，要是偏一点就回不来了。”他被工友送到医院，医生用他背部、大腿处的皮肤做了植皮手术。出院后，任明河就直奔杨爱桥的办公室。这次，任明河准备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将维权事宜全权托付给杨爱桥。

“杨律师，我们没啥能力感谢您，可这个一定要收下，这是我们几个老乡的心意。”说话时，任明河的老乡拼命将一小盒银鹭花生牛奶放在办公桌上。杨爱桥并没有执意推辞。

“你不收，他们就觉得你看不起他，不给他们尽心尽力办事。”杨爱桥叹了一口气，背过来悄悄对记者说。

一晃就过了中午十二点，杨爱桥一一处理好了陆续到来的7位农民工的求助申请后，执意拉着他们共进午餐。

“来的都是兄弟姐妹，我肯定要管一顿饭的。”在他的盛情邀请下，农民工们也没再推辞。

下楼的画面，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爱桥带领着这个“老弱病残”的队伍，慢慢地下楼，来到一个快餐店里，店老板很熟悉地和他打了招呼，“老杨，又请你老乡吃饭啦。”杨爱桥嘿嘿一笑：“给我打7份饭，每人都要有个鸡蛋和鸡腿。”

杨爱桥的规矩是，只要找上门来的农民工，一定要管人家一顿饭，如果遇到家庭实在困难的，他还会再给买张车票。

送走上午的7个人后，杨爱桥回到办公室时，江西鄱阳县的朱永义已经等在了门口。他在海上捕鱼作业时被钢丝压断了右手的4个手指，也是在朋友的介绍下才找到了老杨。

“您看能赔多少钱？我们心里好有个数，怕被老板坑了。”朱永义满怀希望地看着老杨，老杨仔细端详着他的伤口，轻轻说了一句：“20万至少，你的大拇指不行了。”

对杨爱桥来说，这样的一天，便是每一天。慕名而来的农民工兄弟，他们的痛，他们的难，已经逐渐生长为他的痛和难，填满了几乎所有的时间。明天，还会有4个农民工过来，自从干上这份工作后，杨爱桥就没休过一次周末。

“单打独斗去维权，太难了，还是得依靠政府。”

有时候，老杨站在泉州的夜幕里，看着霓虹闪烁的城市，心里却总是泛起别样的滋味。

这是一座写满了创业传奇的城市。“中国鞋都”、“世界夹克之都”、“中国服装名城”、“中国建材之乡”，一系列流光溢彩的称号背后，是多少农民工的付出。

据保守估计，在泉州地区打工的西南五省市农民工约有20余万人，正是他们，成就了安踏、柒牌、七匹狼、劲霸……这些国人耳熟能详的品牌。

在这些表面的成就背后，老杨深刻地体味着农民工们的巨大付出。

今年48岁的杨爱桥，十年前还是一名在泉州各个工地打转的零散工。辛苦的工作中，他亲眼目睹了不少工友身上发生的悲剧。工资被拖欠、发生工伤后求助无门的辛酸和无助……

看到的故事太多，遇到的事故也太多，同伴的遭遇，也让杨爱桥为自己的命运担心。“谁知道，他们的遭遇不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或许，处于人自卫的本能吧，加之对于同伴命运的悲悯之情，杨爱桥暗下决心，自学法律，帮人维权。

“单打独斗去维权，太难了，还是得依靠政府。”帮老乡维权了一段时间后，没有背景的杨爱桥，深深地体会到维权之路的艰难。此时，他忽然想到了工会。

2005年，杨爱桥“斗胆”给自己家乡铜仁市总工会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建立驻外维权联络机构的设想，没想到，很快便得到铜仁市总工会的回复并表示，愿意全力支持。

“同是打工路，今昔两重天。没有维权站支持，农民工维权路更艰辛；铜仁市碧江区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田军先后4次赴泉州开展工作，记录着维权站的成长。”杨爱桥在总结中，这样描述维权站的“成长”意义。

2006年7月，田军第一次赴泉州开展农民工维权专题调研，经过实地考察、总结，“开门办会，异地维权”的想法逐渐成熟。这一理念，也很快得到了铜仁市总工会、人事劳动部门的认可。

2007年4月1日，田军第二次赴泉州，维权站正式成立。经推荐和多方考察，维权站的工作开展由已经在农民工中建立了一定信任基础的杨爱桥负责，任职副站长，并定下了无偿维权的铁律。

2008年5月1日，田军第三次赴泉州，组织入会的农民工开展文化体育活动，让他们感受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关爱。

2010年6月25日，田军第四次进入泉州，就如何将“事后”维权转为“事前”，从输出地入会、培训到输入地劳动合同签订、岗位提供等环节与当地工会协商理顺。

连续几年的工会组织强力介入，改变了农民工与“雇主”间原本实力悬殊的博弈关系。在泉州，铜仁地区首家建在农民工输入地的工会组织，让讨薪维权从未间断。杨爱桥和这个维权站几年来的故事里，艰难与喜悦，写满了“维权日记”。短短几年，杨爱桥直接参与解决的维权案件就有300余起，讨回补偿款870万元。

熟悉杨爱桥的人都说：“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正直、热心、敢说敢做，让他当站长，没人有二话。”

“基本上帮了一个人就会传遍一个工业区，我们认真帮助老乡，老乡现在就把我们当自己的娘家看。”

老杨没有律师执业资格，48岁的年纪，他自己也知道，“真去考国家司法考试，我可能连30分都考不到。”

然而，这并不影响老杨在劳动者维权领域里长年累月积累的名气。

梁鸿德就是慕名而来，而在听了他的故事后，老杨的表态也没让梁鸿德失望。“放心，老乡，您这事我们管定了，我们一定会维护咱农民工的权益。”说完，他仔细看了看老梁的X光片，黑白影像里，半个手掌被齐齐切断。“你这个保守估计在5万元左右，哪个指头伤了，赔偿价格是不一样的。”老杨认真地说。

原来，梁鸿德在泉州一家洁具厂打工。今年6月的一个晚上，梁鸿德在厂里加班时，不小心被锯齿截掉了3根手指头，老梁当场就疼晕了过去。工友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泉州市正骨医院，缝合再植，前前后后共花了近3万元医药费。

因为暂时丧失了劳动能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老梁去找厂里协商赔偿事宜，老板一开始只愿意给2万元，到了第二次协商，就只答应给1万元了。

“为厂里打工了这么久，我的3根手指就值1万元钱？”和老板谈崩了的那天，梁德鸿在厂门口附近坐了好久。

听完了老梁的介绍，杨爱桥连忙喊维权站的工作人员拿来了登记表，帮他们填好了求助信息。

梁鸿德的维权路才刚刚开始。而石启龙已经从老杨那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感谢工会三次伸出援手，为我拿回了应得的补偿。”10月17日，记者在工作站采访时，恰巧遇到了来老杨办公室串门的习水县醒民镇高山村村民石启龙。

2008年1月，石启龙进入晋江市长丰陶瓷建材有限公司任球磨组长。2009年2月8日，在操作机台工作时，石启龙不慎从工作台上滑倒摔伤，随后被送往武警福建省边防总队医院住院治疗。经过一个月的调理恢复，伤口愈合的石启龙又回到该厂干一些轻松活儿。但其体内伤口处的固定钢板还需要进行二次手术摘除。该公司为他支付了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后，却再也不愿意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要么换岗继续留在厂里，要么走人。”这是当时厂方的强硬态度，背井离乡的石启龙显得十分无奈。

通过老乡的介绍，同年5月29日，石启龙找到了杨爱桥的维权工作站。在了解情况后，杨爱桥建议其向当地有关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及伤残等级鉴定。但由于厂方没收了石启龙的出院相关单据和疾病证明书，增加了申请难度。老杨随即通过劳动部门开具了相关证明与院方沟通后，顺利调出了他的病历及疾病证明书。并依此向泉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泉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了工伤认定及伤残鉴定申请。鉴定结果为劳动功能障碍九级。

为了帮助石启龙搜集更多有利的证据，杨爱桥辗转几次到该厂，说服出事当日在现场的两名工友为其作证。并将他的情况向晋江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反映后申请仲裁。

2009年12月8日，经仲裁核查后裁定，晋江市长丰陶瓷建材有限公司支付石启龙工伤补偿费用共计68543元。因不服裁决，该公司后来又两次先后向晋江市人民法院和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和再审。然而，最终法院维持一审原判的判决，让弱者在法律的天平下，终于体味到公正的滋味。

法律上的支持，并未帮助石启龙如期获得经济上的赔偿。当他拿着法院判决书信心满满地找到该公司负责人时，却遭到了企业方的回避和不予支付。

杨爱桥得知这些情况后，一直没有放弃。经过了半年多的持续协调努力，他终于为石启龙拿回了67707元工伤补偿金。由此，石启龙与杨爱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对工会组织有了很深的感情。

其实，石启龙的维权故事，只是杨爱桥艰难维权历程的一个缩影。

“基本上帮了一个人就会传遍一个工业区，我们认真帮助老乡，老乡现在就把我们当自己的娘家看。”杨爱桥说，外乡人在泉州没根基，都是从底层岗位开始干起，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外乡人很容易吃亏。”

杨爱桥告诉了记者几组数据，自2012年1月至9月，维权工作站已接各种劳资纠纷案件250余起，其中工伤致残死亡等重大案件120起，涉及维权金额400多万元，有部分较大的纠纷案件尚在协调处理中。

一个小小的维权站，看上去没几个人没多大权，但它让工会组织介入农民工维权的“关口前移”，提前介入了许多重大维权案，成功化解了可能激化的劳资矛盾，使一部分准备上访的农民工，通过工会组织的力量，依赖法律途径，不仅维护了自身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矛盾激化。

“律师不愿做的，我们的老杨做了，而且做得还很好，政府和农民工都很满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老杨干得更顺。”

一趟趟劳碌后的成功，总能让杨爱桥感到轻松，但轻松的背后还是有很多无奈。一张张援助申请，其实可以看作农民工渴求低成本维权和法律援助的缩影。

“工友们的需求我们很能理解，但说实话，维权站维持起来，也很艰难。”老杨也有自己的困惑。

有了“站长”的身份后，田军为工作站每年申请了近5万元的经费，用于杨爱桥和他两个助手的工资开支。

杨爱桥工资是1500元每月，助手是1200元每月，而工作站的日常经费维持，有一部分是靠杨爱桥做生意的妹夫“友情赞助”。

这样的情况，田军很内疚也很无奈。“碧江区财政收入紧张，工会就这么多经费，难为他们了。”说完，他拍拍杨爱桥的肩膀，“多亏老杨是个好人，要不然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我担心的是，杨爱桥虽然是我们工会聘用的‘站长’，但他终究不是国家承认的法律工作者，可他却拥有大量为农民工维权的经验，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个正式的身份？否则，驻地维权如何长久坚持？”田军不无担忧地说。

其实，在泉州，有一批陷入尴尬身份的“老杨们”。

“我和他们有些不一样，我们有经费保障，不收农民工一分钱。”杨爱桥告诉记者，在泉州，因为打工者群体庞大，从而催生出一个庞大的“低价维权市场”。

打工者在遭遇工伤事故拒付赔偿、欠薪等恶意侵权行为后，因为仲裁、诉讼的环节多、成本高等因素，常常对法律维权望而却步。

劳动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了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及一裁二审的法律程序，大量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必须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强制执行才能完成，导致了农民工维权之路过于漫长。如果是工伤维权则程序更为复杂。杨爱桥告诉记者，工伤维权的程序最高可达19项。而且，很多工伤保险待遇的获得，需要经过多次的劳动争议仲裁与民事诉讼。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晋江的本地律师鲜有接手这种案子，原因很简单，报酬低、费时长、碍人情。即使接了案子，也不一定能达到完美效果。去年，铜仁市桐木坪乡农民工舒战胜之女在当地发生了交通事故，就地请律师只获得了5万余元的赔偿，杨爱桥知道这件事后，主动帮他付诸法律程序，最终获得了20余万元赔偿。

一面是农民工的法律服务需求，一面是正规律师的鲜有参与。这使得在一个厂区、工业区里，由地域、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的“老乡会”、“地方商会”等迅速发展。

杨爱桥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行”朋友告诉记者，“草根法律工作者”在帮助农民工实现维权的同时，也伴生出一系列问题。例如没有行业收费标准，工作者开展工作全靠个人信誉和为人口碑。甚至，“有的人乱收费，这在同行之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他说。

“我们这些法律工作者，就只能靠捡本地律师不要的‘骨头’为生。” 这位“同行”告诉记者，还有些省份、城市的驻外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案件补的贴微乎其微。譬如在查找资料、调查取证等方面都要相关的经费支出，有时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要自己来支付承担相关费用。对于靠法律服务谋生的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来说，低标准的法律援助案件补贴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有时候，这些法律工作者去“接单”后，资方的代理律师就会处心积虑调查这位法律工作者的背景，如果一旦发现其没有律师资格，马上就会与农民工私下磋商，提高赔偿。曾经，他接过一个能赔偿到45万元的“单子”，可以获得约3万元左右的收入。辛苦跑了半个多月后，老板的律师怂恿农民工放弃与他沟通，双方以38万元的赔偿额成交。拿到钱后，农民工立马回了老家，消失得无影无踪。“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自认倒霉，你虽然出了力，但一分钱赚不到。”

对此，田军提出，对这些“老杨们”的困境，政府可以有所作为。能否通过特殊程序，避免他们执业没有法律依据的尴尬身份，冠以“工伤专项法律工作者”之类的称谓，与正规律师队伍划清界限的同时，又能够发挥帮助农民工维权的作用。

“像老杨这样在基层干过很多年，而又有丰富法律维权经验的人大有人在，应尽快承认他们。”田军认为，只有从制度、资金配置上加强对驻外维权机构的支持，才能让更多的“老杨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发挥工会组织、法律援助机构为弱势群体维权的作用。

“律师不愿做的，我们的老杨做了，而且做得还很好，政府和农民工都很满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老杨干得更顺。”田军说。

“其实我很想去趟鼓浪屿。”采访最后，杨爱桥平静地说完这句话，眼神透着些许渴望。泉州离厦门至多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而他来泉州十多年，竟连一次鼓浪屿的海滩也没有踏上过。那座美丽的小岛，深深地印在老杨脑海里。他说，潮起潮落，就像他的人生，搏击海洋，自然也会倒在疲倦的退潮里。他，有些累了，但他的手底下，还压着50多份求助申请。

“我还得一一去落实，再累我也得干好它！”杨爱桥深深吸了一口气，仰望着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