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如何看待“中国式”交通尴尬？

答：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要责怪谁。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可归结为文明的转型，我们现在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期，工业文明是以汽车文明为重要特征。无论是红灯也好，开车也好，还是接孩子，都是各方面没跟上，行人素质没跟上去，开车人素质没跟上，管理和公共服务也没有跟上。面对工业发展带来的汽车文明，我们还没做好准备。

问：从城市规划角度看，有何欠缺？

答：从城市的布局、道路的规划来看，不少地区没有跟上汽车时代的发展速度。相关部门在管理方式上也没有很好地协调交通与生活，汽车与行人的关系。我们目前的道路基本上是从行人道路、自行车道路扩充过来的，面对着不断增长的汽车数量，城市规划、道路交通需要不断适应新的情况。

问：政府部门在规划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协调公众需求？

答：政府相关部门在设计和决策过程中，必须集中民意，但在征集民意基础上又需要一个权威的力量去推动。比如小区要建一个公共厕所，这是一件好事，但谁也不愿意厕所建在自家楼下，这时就需要权威力量去主导这件事情。再比如说，人行道红绿灯的设置，红灯越短，行人高兴，但开车人就不愿意了，反之亦然，所以这里公众是个具体概念，而不是抽象的东西，照顾公众需求需在体现民意基础上由权威力量去推动。

问：国外有过行人忍耐限度数据，国内目前还没有，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这是交通规划技术问题，也是规划科学问题。目前不少城市规划部门考虑还不够细致周到。现在城市发展很快，规划部门整天忙着构建城市干道和地铁，还处在“搭架子”阶段，精细化管理还没到那个程度，这也需要时间。（本报记者邓崎凡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