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去首都剧场办事，因为是上午，工作人员正在为晚间的演出装台。剧场里寂静黢黑，只有舞台上灯火通明，有的人在台上，有的人在台下，安静地把原本空荡的舞台布置成为一片“城市绿地”。他们不是演员是幕后工作者，装好台，他们就离开了。晚间演出，不会见到这些人中任何一人的身影。

不知为什么，见到这样的情景，我很感动，感觉这工作与编辑有近似之处。我在上世纪80年代做过编辑，虽然时间不长，却深谙这个行业的崇高与艰辛。因此对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同志常怀景慕之心，周明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周先生便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从见习编辑到副主编，做了30多年。对这个阶段的人生经历，他曾经万分感喟：“我万万没有料到，今生做编辑工作竟至30多年，而且是在《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所经历的文坛风风雨雨，也正是我走过的道路。风雨中，有泥泞、有坎坷，自然也有成就事业的欢乐。”（《毛泽东与〈人民文学〉》）这风雨不仅与周明个人而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1977年，“文革”结束不久，中央决定在第二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听到这个消息，《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同志欢欣鼓舞，他们预感到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同时也想到自己应负的责任与使命。如果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里的报告文学，“读者一定会喜欢看的，同时也可以借此推动思想解放的大潮”。周明后来回忆：“这便是我们当初一些朴素的想法。”（《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那么，写谁好，又请谁来写呢？周先生是从事报告文学研究的，他深知，对于报告文学，选题与选作者同等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几乎可以说就有成功的把握，否则会遭到失败。”这当然很费思量。最后选定了陈景润与徐迟。于是周明挂长途给武汉的徐迟。之后，周明陪他去中关村数学所采访陈景润。这在当时是颇有争论的。一天，徐迟在数学所食堂吃饭，有个女同志走过来劝他不要写陈景润，为什么不换个人写呢？几经转折，还是立下决心写陈景润。1978年《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第一期作为头条问世，立即飞扬神州而洛阳纸贵。如今这两个人物——写者与被写者，都早已谢世，但是文章之中弥散的为祖国发展与科学攻关的高昂精神，今天仍然感动着我们。在写完《哥德巴赫猜想》后不久，周明又陪同徐迟去西双版纳，采访病中的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撰写了《生命之树长绿》。回到北京，在周明的陪同下，徐迟又采写了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报告文学《在湍急的漩涡中》。对此徐迟是感谢的，周明也十分欣慰。在读者面前，编辑永远处于作家的身影里，犹如幕后的工作者，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得舞台坚固、明亮，当掌声响起的时候，这感谢与鼓励的掌声，我想不仅是对活跃于舞台之上的演员也应该包括装扮舞台的工作者吧。

在30多年的编辑生涯里，周明和许多作家有着亲密接触与交往，为此周明撰写了不少以他们为主题的散文，茅盾、冰心、巴金、叶圣陶、艾青、丁玲、赵树理、严文井、光未然、王鲁彦、杨沫、廖沫沙以及柏扬、犁青，等等，都遣之于他的笔端而留印了深刻影踪，从而为当代文坛留下了鲜活而又珍贵的史料，如今不少篇章收入了《文坛记忆》这本书。

周明的文字是质朴的，也是真诚的，但是在看似质朴的文字之中，不时有珍珠的闪光。在这闪光的背后是周明对作家的恳挚之心与真实记录。1978年，冰心老人78岁了，她和周明商量决定写一篇张秉贵的报告文学。张秉贵是北京市百货大楼糖果组的售货员。一天，周明陪同冰心来到糖果组柜台，“只见柜台前人山人海，都在围着张秉贵。”冰心对周明说，“咱们别打扰他，从旁边看。”只见张秉贵镇定应对，“顾客要多少糖果，他都是‘一抓准’，那么熟练，那么准确，服务态度又热情，在场的人不时鼓掌叫好。”后来冰心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颂“一团火”》发表在《人民文学》，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张秉贵是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以对顾客热情，售货技术精准而闻名，我曾经到他那里买糖果，的确是名不虚传。今天百货大楼前面有一尊青铜的张秉贵半身雕像，每次经过那里，我都不禁想起我曾经在他那儿买糖果的情景，至今历历如绘，仿佛昨天发生的一样。我没有读过冰心老人这篇报告文学，现在读了周明《三访张秉贵的冰心老人》，才知道“一团火”背后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才知道为了写好张秉贵，78岁高龄的冰心老人，不是一次，而是三次采访张秉贵，坚持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实际感受，在如今日益浮躁的社会，希图以最小劳动换取最大报酬的氛围里，读这样的文章，在这样的文章中感受这样的精神，真是让人由衷感佩，而不能不在心底升起一片掌声。掌声响起来，响起来，献给这样的文章与这样的作者，难道不应该吗？

当然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