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香港知名导演许鞍华到武汉为新戏看外景，放在车内的手提包被盗。案发后，武汉市公安局局长亲自过问此案，并成立由刑侦局负责的破案专班。10月8日，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追回被盗手机、证件和剧本等。（见10月10日《武汉晚报》）

知名导演物品被盗，数天之后完璧归赵，这怎么说都是值得庆幸的结果，可消息传开，网络之上、跟帖之中，诸如“普通百姓遭遇扒窃为何很难找回”、“这算不算又一例‘选择性执法’”等诘难与质疑此起彼伏，让人感觉破不了案要被怪无能，而破了案同样不好受。

其实，类似的窘境和纠结，武汉警方应不陌生。今年年初，日本人河源启一郎骑自行车环游世界到达武汉,却将车丢失在街头，经警方努力,失主在案发后第三天便与自己价值1.7万元的自行车重逢。这起引发热议的事件，与此次香港名导演丢包如出一辙。为什么面对类似事件，公众总会不约而同地联想到“名人失窃，与众不同”？

毋庸讳言，香港名导演被人“拎包”也好，日本旅游者丢失自行车也罢，这两宗看似“不太严重”的偷盗案件，之所以能迅速“完美收官”，若说破案过程中没有“局长过问”起作用，大概很难让人相信。这就难免会引得普罗大众心态酸酸，继而发出感慨：咱若遇到此事，或许连“所长”、“队长”都未必会如此重视地“亲自过问”，那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今，如果能把牢骚怨言也视作一种“建设性意见”，那么有关职能部门与管理机构理应容得下一些人不尽全面的破案猜想和思维定势。不管怪话如何刺耳过激，需要明白的是：公众并非对导演丢包这样的快速破案不表赞赏，而是希望“失窃追查，人人平等”，让更多普通人也能时时感受到这种高效和雷厉风行。那时，就算没有令人羡慕的“局长过问”，老百姓照样也会拥有一份踏实安全感。

要让公众普遍感受治安保障，最好的办法是“警力下沉，贴身服务”。这方面，武汉警方曾开展“破小案、保民安”的集中整治行动，组织便衣、轻骑队员抓现行、打盗抢，提升群众安全感，值得称道和坚持。同时，既然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要有胆气把评判权、考核权，更多地交到公众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