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6月6日，是邱开植难以忘记的一天。就在这天，他和其他4人一起，在中国人民银行党代会上被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代表。

几天之后，这位2010年的全国劳动模范再获殊荣，他成为全国124名“创造争优”优秀共产党员中的一员，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表彰。

邱开植是一名高级电气工程师，由于所从事行业的特殊性，他可以说是一个神秘的电气工程师——他供职于上海印钞有限公司，从事的行业叫中国印钞造币行业，业内简称印制行业。

由于系统的独特性，普通公众并不知道邱开植这样的工程师们，对中国印制行业的贡献——邱开植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印制行业全面迈向自动化的时代，一批批印制人的努力，正大大提高着人民币的印制水平。这里所说的印制水平，不仅是设计印制的精美程度，更是货币防伪的技术能力，以及货币印制效率的大幅提升。

技术叩开效率之门

“感觉好神秘的样子。”几乎每个第一次听到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名字的人，都会说出类似的话。

之所以大家会觉得神秘，是因为这家公司、这个行业生产的产品，是中国经济运行机体里的血液，是人们每天放在包里、捏在手上的人民币。多年以来，这种神秘感被人们从各种角度渲染着：厂子都在深山老林、每次发工资都只要印个几分钟就搞定……

现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实际上目前所有的印钞造币企业都位于大中型城市，它的工人也和普通企业的职工一样，按时上下班、工资打卡里。虽然这些企业以及它们麾下的2万多名职工承担的任务，是保证国家和老百姓的钱袋子里有现金，但那些后来进入流通领域的现金，在他们的眼里和心中，只是“产品”。

完成钱袋子里有现金这样一个任务，背后要付出的是艰辛的努力。

1979年，当邱开植到上海印钞厂工作时，他是一名钳工。由于一次偶然的学习机会，邱开植迈入了电气领域。从最初的改造进口机器，到后来自主研发印钞工艺所需的特种设备，邱开植的职业生涯，见证了中国印钞造币解放生产思路，从粗放型、人海战到精细化、自动化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技术层面，而且更加深刻地发生在印制行业的思想观念之中。

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数字”准确一直是中国印钞造币行业特殊管理的重要内容。从设备、原材料的采购生产，到产品的生产运输，整个过程都严格管控，完全按计划执行，多印制一张（枚）产品都不行，废品也要点清数量，保证绝对销毁。也正是由于对于“数字”的严苛要求，这个行业一直以来沿袭着各种经验形成的固有做法，其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顺号”和“经手必数”。

“顺号”，就是说在印制完成的每车产品中（印制行业将其生产的人民币叫作“产品”），从第一张开始到最后一张，钞票上的冠字号必须是连续的，即使在印刷的过程中，某一张号码的钞票印坏了，最后还必须再印一张相同号码的钞票补上。

“经手必数”则是说，在钞票从白纸到印刷底纹、主景图纹，再到印刷冠字号的每一道工序之间，原材料和半成品的每一次出库和入库都必须全部数一遍，以保证出入库前后数量的完全一致。在一张钞票的印制过程中，至少要经历4到5次过数。

“顺号”和“经手必数”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印钞造币行业的严谨与细致，但每一次顺号、每一次过数，都是对时间和人力资源的极大消耗，企业生产经营的效率无从谈起。

能不能变？该怎么变？印制人开始了对自己固有经验的挑战。

“顺号”难题首先被破解。通过对工艺流程的仔细梳理，以及对市场上现有技术的充分调研，在几年间大量试验的基础上，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大胆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深具创新性的申请——在保证数字不出差错的前提下取消顺号。在得到批准之后，自2009年11月起，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下属6家印钞公司逐步实现了产品检封工艺流程的全面优化，利用高精度图像检测技术，人民币的印刷质量瑕疵可以被准确定位到每一小张钞票上，然后在最后一道工序被“定点清除”，同时还能保证每一批产品的数字仍然准确无误。

在核查工艺取得突破的基础上，过数这一瓶颈也顺势得到了解决。利用已经安装在机器上的图像检测设备，每一张印制过程中的产品都拥有了唯一的身份识别码，再通过统一数据库的集中和共享，每一阶段的产品都被在线清数系统记录了下来，让人们对整个印制流程中的人民币状态了如指掌。

核查工艺改革和在线清数系统的实施，使中国印钞业的质量控制水平快步跟上了世界印钞业的步伐。现在人民币印制的一致性水平，在世界上可谓名列前茅。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技改项目极大地提升了整个钞票印制流程的效率。“工艺改革让人均产量提高了4到10倍，这是以前靠人海战术无法实现的。”南昌印钞有限公司大张扳查班组长付容感言。

科研打造行业根基

2011年1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2010年度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证书颁发给了SD凹印对印技术研发团队的代表马仁选。

对全球印制行业来说，这都是一项重大科技成果，它解决了世界印钞业界都没能解决的钞票双面同时进行凹印的难题。作为中国印钞造币行业一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它标志着我国在印钞专用设备设计制造领域，由引进、模仿为主的跟随模式步入了自主创新的发展模式。

特种设备制造只是印制科技的一个方面，一般老百姓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感触，而货币防伪水平的提升，则是每一个人民币使用者都可以亲身体会到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经对人民币防伪的终极目标做过一个经典的概括：“公众易于识别，造假者难以伪造”。从第四套人民币中安全线的引入，到第五套人民币中十几种防伪手段的综合应用，印制行业的科技开发人员一直在努力让人民币成为全世界使用起来最安全的货币。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董事长敖惠诚把印制科技的发展看作是印制行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在他看来，“印制强国”不是一句空话和口号，它应该具有客观评价标准和规范要求，其首要的标准无疑应该是印制科技强国、自主创新强国。

“十一五”期间，通过进行科技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印制科技研发管理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新产品开发体系，全行业直接参与科技活动的人员数量增长了30%多，有3位在职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年度科技活动经费5年间增长了一倍多。

改革的成效也体现在了“十一五”期间印制科技的一系列数字上：印制行业总计开发新产品44个，其中第29届奥运会纪念钞实现了10项新型防伪技术在钞票上的首次应用，防伪技术与艺术设计的优势集成得到客户的高度评价；行业共有74项成果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发展奖，其中6项获得一等奖；“SD凹印对印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硬币边部全齿间隔半齿技术获得全国第十七届发明展览会金奖，另有一项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十一五”期间，行业累计申请专利306件，获得授权212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138件，SD凹印对印技术还相继在日本、瑞士、德国获得了国际专利授权。

所有的这些技术都让老百姓们用起钱来更放心。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总经理贺林说：“从防伪技术上讲，我们现在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币提升版的防伪技术已经处于世界中上等水平。”

人才凝聚创新之魂

2008年8月18日，是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上海造币有限公司钱币设计师罗永辉的生日，可直到这天的午夜，他才刚刚走下上海到北京的飞机舷梯。作为北京奥运会奖牌设计制作工作组专家，他要在第二天的记者会上，向广大媒体记者介绍北京奥运会金牌的制作过程。

1979年，我国发行了建国三十周年纪念金币，这是建国后第一套纪念币，入厂刚4年的罗永辉参与了这套纪念币的设计，也从此真正开始了他的钱币设计生涯。他所设计的作品麦积山石窟5盎司金币获2006年度“世界最佳金币奖”；他和同事参与创作的“建国三十周年纪念金币”获纪念币首创奖；“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纪念币”获最受喜爱的2003中国贵金属纪念币；……

罗永辉是一名钱币设计师，在中国印钞造币行业里，还有机械、化工、电气、物理等各个领域的专家、技师和工人，他们都和罗永辉一样，充满了责任和热爱，以致能为这个不为人知的行业奉献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在过去的几年里，印制行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有了一些新变化。行业逐步推行了减员增效措施，所属企业分别推行了严格公开社会化的招聘原则；一些企业把热动力等通用工种进行了社会化托管，既提高了工作的专业水平，又盘活了空置的人力资源；几年来，全行业还积极推进“本科生到一线去”工作，一线操作工人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得到稳步提升，与此同时，行业和各企业改进了一线本科生职称评聘的规则，让这些高学历人才安心一线。

在管理学概念里，“鲶鱼效应”是刺激一些员工活跃起来，在企业中积极参与竞争，从而激活其他员工的一种手段或措施。当一个组织的工作达到较稳定的状态时，往往意味着员工工作积极性的降低，“一团和气”的集体不一定是一个高效率的集体，这时候“鲶鱼效应”将起到很好的“医疗”作用。一个组织中，如果始终有一位“鲶鱼式”的人物，无疑会带动员工队伍提高工作业绩。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充分应用“鲶鱼效应”，将其作为激发员工活力的有效措施之一。一方面，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把那些富有朝气、思维敏捷的知识型人才引入职工队伍，给少数懈怠员工带来竞争压力，激活了全体员工的生存意识和求胜心理。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竞争机制、人才竞聘机制，不断地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管理观念等，在企业内营造创新、改革、知识改变生产的大环境，为人才流动和施展才能提供充分的活动空间和机遇，让创新精神融入到了日常的工作中。

国家责任和企业使命，在邱开植、马仁选和罗永辉、在每一个中国印钞造币职工身上形成一个统一体。放在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全球一体化的大视野中，放在一个世界金融体系迅速变革并越来越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背景下，一个“印制强国”之梦正在他们的手中一点点被实现，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建设国际一流印钞造币企业”的愿景已经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