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开展好工资集体协商需要有一系列完备的法律加以保障，并不仅仅是提高工会沟通能力和协商技巧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律的刚性措施，工资集体协商很难真正取得实效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是关系职工劳动经济权益，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工会履行职责的一项重要工作。目前，各类企业都根据“两个普遍”的要求，或已签订工资集体合同或正在建立协商制度。但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基于事实基础上的调研分析，将有助于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深入开展。

努力改善有利于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条件

当前，由于国企及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使职工在转换了身份的情况下出现了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对等。这种因产权制度改革而伴生的客观实际，从宏观上削弱了工资集体协商的效力。从指导思想上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应当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和发展，但是，由于在具体认知和操作上的原因，企业改制的模式多采取公有资本退出强势私人资本控股的模式，一些本来可以国有资产控股的优势企业也通过拍卖转让给原管理层或社会个人，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相当数量的工人失业和自谋职业等。即便是留在民营企业的职工，也因投资人过分注重资本收益等原因，其劳动经济权益也未得到应有保障。面对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以职工满意度为基本评判标准，对近年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模式及成效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对企业改制前后的贡献率做出有说服力的比较分析，对出现的新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予以纠正，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企业改制的正确方向，为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和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

工资集体协商立法力度应进一步加大

从发展看，开展好工资集体协商需要有一系列完备的法律加以保障，并不仅仅是提高工会沟通能力和协商技巧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律的刚性措施，工资集体协商很难真正取得实效。因此，笔者以为，一要对工会法和公司法进行必要的修订完善，增加执法监督的细化条款，逐步解决一些企业工会主席不能享受同级副职待遇、不能进入董事会参加高层决策等突出问题。使其参与有地位，说话有分量。二要尽快制定操作性较强的工资集体协商专门法律，明确用人单位在工资集体协商中的责任和义务，对不同意工会提出工资集体协商合理要约或进行阻挠的企业，要有量化的经济处罚强制标准和具体的执法部门，逐步改变企业工会协商不力的被动现状。三要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加强行业协商谈判。针对目前行业协会的现状，应通过完善立法进一步确立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明确其对行业内企业的管理、监督、指导等职责权限，增强作为企业代表协商主体地位的权威性，为建立行业职代会和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提供组织保证。

切实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作用

提高职工在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职工个人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是为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要实现这两个目的，政府有责任发挥基于公平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作用。一是要把服务放在重要位置，不以格式化的工资集体合同文本对企业提出统一要求，只要企业能够落实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够达到工资增长底线，就应当予以认可，允许企业能够落实多少就协商多少，允许企业有一个“先建制，后规范”的过程。二是因为行业与行业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如果各行业制定同一个工资指导线，将可能使职工收入较高的优势行业在执行当地工资指导线时选择较高的增幅，这样会使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为了防止这种倾向，政府应根据不同行业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工资指导线，发挥好既限高又托低的政策调控作用。

条块矛盾问题应尽快协调解决

当前，央属企业、中外合资及外资企业是工资集体协商的难点，主要是条块矛盾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以石家庄市为例，一些央属企业、合资企业及外资企业的总公司或总部均设在北京、天津等地，分布在各省、市的企业都是分支机构，不是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没有决定职工收入分配的权限，职工工资总额均由总公司或总部控制，工资涨不涨、涨多少由总公司或总部决定。如果直属上级没有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要求，即便是当地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和工资增长指导线，在这类企业也落实不了，从而形成了条块矛盾，工资集体协商在这些企业实际上是一个空白。要解决这个难点，就要从源头和根子上入手，也就是央属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总公司或总部所在地的工会出面与其进行有效的沟通协调，敦促他们对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做出总体安排和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