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朱某等10多人通过网络搜索黑龙江省企业老总、公务员、学校领导等个人信息，通过PS合成色情照片对这些人进行敲诈并获利。据9月12日《黑龙江晨报》报道，根据朱某交代的情况，警方一一查找受害人，在已经核实的104人中，报案的不足一成。同时，在警方找到这些受害人时，他们大多以各种理由推托不愿作证。

虽然警方一再提醒，如果当事人收到此类合成艳照敲诈信件，应当及时报案，从而避免更大损失，但从犯罪嫌疑人屡试不爽的成功“经验”以及不足一成的报案率可见，警方的提醒收效甚微。利用合成艳照实施敲诈行为的手法并不高明，其高成功率源自受害人的高配合率。也就是说，并不是敲诈者手法多高明，而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千疮百孔的“漏洞”给了这些人可乘之机。

一些受害人之所以在自认为问心无愧的情况下，仍然心甘情愿被合成艳照敲诈，是因为这些艳照一旦在自己的生活圈被公之于众，自己往往会首先被推定为作奸犯科者，而不是受害者。正如一位经过一番折腾最终选择报案的受害人表示的那样，虽然他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但由于害怕这些莫须有的艳照到处飞，使得他不但有口难辩，还会失去现在的一切，比如和睦幸福的家庭，因此选择了“主动成为受害者”。

这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为什么相互熟悉甚至最为亲近的夫妻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甚至信任关系脆弱到禁不起一张合成艳照的考验？深究起来，与这些人掌握着资本或权力资源有很大关系，而且只要他们愿意，这些资源几乎百分之百可以促成一个又一个艳遇。

在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PS技术有多么高明，验证几张合成艳照的真伪就有多么容易。但问题是，证明合成艳照容易，消除内心的不信任却难上加难。与其如此，不如花钱消灾，尽量减少一次引发信任危机的可能。

如果这种信任危机波及的范围只是“当资本遭遇姿色，人生开始挥霍”的领域，那么这更应该是一种社会伦理问题，需要从道德层面去考量。可如果受害者是掌握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这种信任危机就涉及某种制度问题。一些官员受害者之所以不愿意通过正当途径去证明艳照系合成，要么是确有其事，哑巴吃黄连；要么是虽然没有，但是担心由此带出一个接一个的其他问题，从而因小失大。

这就是一种制度性尴尬，当掌握公权力的人一再由于合成艳照、抽名牌烟、戴名牌表之类的“意外事件”被置于舆论关注的焦点，或许恰恰说明正常的制度性监督处于缺席状态，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经常处于被监督缺席状态的当事人，就需要进行经常性的“灭火运动”，一旦出现可能让自己意外处于被监督状态的导火索，就想方设法将其扼杀在萌芽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情愿被合成艳照敲诈隐喻的其实是权力监督机制的缺失。敲诈者固然应当被绳之以法，但他们何尝不是制度漏洞的“试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