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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阿姨，我们不希望你们来支教

叔叔、阿姨，我们不希望你们来支教，我们都担心，这块贫瘠的土地容纳不下你公益的热心。我们担心，我们的“无知”伤了你们那颗奉献的心。真的，叔叔阿姨，我没有任何的恶意，我们真的不希望你们再来这里“支教”。

每年的假期，你们带着大包小包结伴而来的时候，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不合时宜，我们不得不放弃亲近大地，呼吸蓝天的机会，放弃为自己的父母干点农活的机会，放弃踏踏实实地锻炼一下我们筋骨的机会，去倾听你们给我们的教诲，接受你们传授知识的火花。

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你们的到来，热血沸腾，我们单纯地以为，你们会和那些三支一扶的叔叔阿姨一样，至少能呆上三年；我们单纯地以为，你们的故事你们的游戏能助长我们的成绩。但不久之后的某一天晚上，校长对我们说明天不用来了，因为你们的支教活动结束了。这时，我们才明白，“游戏”结束了。打点着7天的收获，突然间明白，你们的故事你们的游戏你们所给予我们的，远没有我们土生土长的、喝着泥巴水、口口声声“再不念书，我打断你的腿”、脸上永远没有微笑的老先生来得实在，他更能让我们感悟知识的力量。

开始的时候，我们从你们扔在校园走廊上的矿泉水瓶子知道了水是有区别的，原来纯净也是一种享受；开始的时候，我们从你们舞动的青春飞扬的气息，牵着手很亲昵地漫步在校园小路上，知道了原来男生和女生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浪漫，怪不得每年假期支教的人这么多。后来，县上某局的小车来接你们走了，据说是带你们去我们这里小有名气的风景点看景色去了，据说晚上你们在县上小有名气的酒店里吃了顿很不和胃口的大餐，喝了些我们只有在电视广告里看到的名酒后，连句“谢谢”也没有说就走了，我想我们这里的土地一定让你们失望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你们是“贵宾”，因为你们中间有个某厅领导的儿子。后来，我们看到一向威风的校长在你们面前点头哈腰，才知道你们是来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呢！我们开始想，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怎么就没有我们这边一个小小的职业院校一月300元聘用的姐姐教书教得实在些呢。

叔叔阿姨，在你们走后的日子里，听说你们因为对我们的爱心获得了学校的奖赏，你们的经历丰富了你们的厚度，开拓了你们的视野。

叔叔阿姨，在你们走后的某一天，无意中听到我一向口直心快的叔叔对校长说：那帮学生勾搭着终于走了！

在这之后，支教的、助学的，天使计划、爱心行动接踵而来，以我们贫穷的名义，挤进我们的细胞，渗入我们的骨子。

在这之后，我们开始有点反感，我开始明白你们所给与的远不是我们想要的，你们的爱心破坏了我们心灵的安静，你们的奉献破坏了我们传统的善良，这些，也许你们永远无法察觉，毕竟，你们是旅游来的，你们是让这块热熟着的黄土地见证你们的爱情而来的，你们是带着爱心寻求自我心中的安静而来的，你们是寻找呼吸西部贫瘠的空气而来的。

因之，别来，真的不希望你们来了，叔叔阿姨，你们别来，就是一份真爱，就是一种大爱。

支教，一直都是大学生志愿者活动的重头戏。各高校关于支教的社团与活动名目繁多，每次学期临近尾声，学校布告栏里都贴满了“彩云支南”、“心系沂蒙”等支教活动的宣传海报，每年寒暑假，各所大学都会有数十乃至数百名志愿者前往乡村山区支教。

但是，今年暑假网上一篇《叔叔阿姨，我们不希望你们来支教》的热帖，全篇文章以农村孩子的口吻写就，共列举了高校学生支教的几大弊端，如“占用学生假期时间”、“教授知识甚少”、“公款吃喝”，甚至“支教已经成为孕育大学生恋爱的温床”等。此帖经转发，引发了社会对大学生短期支教活动的反思：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施舍，是不是乡村孩子们需要的、期盼的？

本想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

大学生假期支教往往时间短，少则三五天，多也不会超过两星期，因而课程设置少而缺乏连贯性，成为外界诟病其“作秀”的主要原因。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学生王雨晴在参加与朋友杨思颖共同组织的云南支教活动时，面对关于支教的诸多质疑，害怕好心会“适得其反”，心生疑虑“我到底能给学生们带去什么？”她的同学徐祎翔有过两次支教经验，告诉她，如果初衷是抱着“我一去就能改变孩子们的命运”，那就错了。支教的意义其实远没有那么伟大，更多的只是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有意义的时光，因为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最缺的是父母的陪伴。

王雨晴参加的支教活动围绕“梦想”二字展开，课程内容并不是语数外这样的学科类知识，而是更加注重互动。音乐课上，支教老师准备了很多生活物品做道具，放在一块大纸板后面，然后把它们一个个发出声音，让小朋友猜是什么东西。“小孩子都超聪明，反应很快。”摄影采风课则是每个支教老师一台相机，带一组小朋友走出学校，到村头附近的大山、小溪边，教他们怎么拍照，有一些男孩拍出来的风景照还颇为专业。电影课更是别出心裁，支教队的队员们千里迢迢扛去了投影仪和投影幕布，为孩子们放了一部《查理的巧克力工厂》，放到一半停下来，让孩子们续写自己想象的后半部分情节。

陈翰霖所在的支教团队设计的课程中,也有一个部分是关于“梦想”，孩子们说出来的梦想五花八门，有当演员，有当司机，有当医生。“无论梦想是什么，我们都鼓励孩子们坚持。”陈翰霖说，“改变人生说得太夸张，我们最多是给他们在前进路上稍微照一点亮，添上一点有意思的景物，激发他们前行的动力。”

可是，这些名校出身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带去的“梦想”，对于山区的孩子们来说太遥远太虚幻了。国际政治系的秦璇宇去年夏天参加了山东的支教活动。“我回来最大的感觉是，我们去的两周和他们的大环境相比，实在是像鸡蛋碰石头一样，太悬殊了！”她感叹道，“可能会有一两个小孩被我们触动，可是真正会思考的学生太少了。”

王雨晴也有相同感受，她从县城前往山区学校的公车上，碰到了当地一个高三学生。男孩得知他们是复旦大学的学生，问道：“大学到底是怎么样的？”王雨晴努力地组织语言试图描绘，一直讲到口干，最后鼓励他“好好念书，争取考到复旦来”。那个男孩却苦笑道：“我会努力，但是不一定能考得上。”那一刻王雨晴觉得有些心酸：“他念的还是县城里最好的高中。在小升初、初升高的过程中，更多的学生因为路途遥远、路费高昂等原因放弃升学。即使家里条件不错，层层筛选升至高中，也由于师资条件和经济水平的限制，大多数学生的大学梦显得遥不可及。”

为山区的贫困孩子打开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门之后，大学生们却发现能够真正迈出那道门的人少之又少，这样的支教是否还有意义？秦璇宇的答案很乐观：“虽然概率小，但也有可能发生。”王雨晴也这样认为：“我们还是要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且是确实可以通过努力慢慢靠近的。”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加入到支教的队伍中来。

支教可以近在眼前

与众多“蜻蜓点水”式的短期支教不同，复旦大学公益社团“远征社”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和叶氏路孩子们的长期联系。叶氏路距离复旦不远，沿路居住着众多在复旦打工的农民工家庭。

一个星期日早晨，飘着小雨，校园里人烟稀少。光华楼东辅楼前搭起了活动的顶棚，地上凌乱地铺满了海报、纸张、颜料和画笔。“关爱叶氏路”农民工子女活动在当天举行，活动的内容主要是“远征社”的社员和他们一对一辅导的孩子聚会交流，鼓励孩子们在环保袋上画画。

颜料、画笔、白色的环保袋全部由“远征社”准备，孩子们需要做的是用手中的画笔画出自己想要的图案。“远征社”的考虑十分周到，甚至带来了画画的样图，有较小的孩子已经照着样图上的卡通头像在自己的环保袋上涂画。

胡剑，“远征社”的社长，此刻正在人群的外围远远观望，偶尔叫几声自己辅导的孩子：“展静，小心，不要拿着画笔到处跑。”而正在食堂门口草坪上奔跑的男孩听到喊声，停下来应了一声。

“远征社”的诸多活动中，为叶氏路的孩子们辅导功课是重要内容。每周两小时的辅导，已经使社员和孩子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有孩子画完跑到与自己结对的社员面前问：“姐姐，看我画得好不好？”而被“遗忘”的孩子母亲则站在一旁笑道：“孩子们很喜欢这些哥哥姐姐。”

从安徽来上海打工的孩子家长胡兰说，“我们都没什么文化，孩子问我们题目也不会。现在，每周日下午是‘远征社’的辅导时间，我女儿可高兴了，每次一到时间就奔下楼，喊着‘姐姐要来啦’。”

我的努力或许可以改变他们

现场活动结束后，胡剑和他辅导的孩子展静拐入那条狭窄的叶氏路，去复习新一周的功课。一路上，展静只和熟悉的玩伴打打闹闹，而面对陌生人，则用胆怯而防备的眼神打量着，一言不发。

“他很孤僻，有点自闭，”胡剑轻声介绍，“他妈妈只有小学文化，平时很少管他……”展静似乎听见了我们的谈话，从前面回过头来疑惑地看了一眼，又继续往前走。

“他已经改变不少，”胡剑继续道，“我们来之前，他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听别人说话。现在，至少会有礼貌地听别人讲话。”

在“远征社”呆了两年多的胡剑可以明显地看到孩子们因为他们的努力而发生的改变。“我认识叶氏路上所有的小孩，他们中间有一些是迷迷糊糊，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而有一些则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反而更加奋发图强的，有很大的理想。我的努力或许可以改变他们，这种信念支撑我坚持到现在。”

有一次一个孩子问胡剑，可不可以带他们去孤儿院看看那些孤儿们，给他们带去温暖。胡剑深受感动：“孩子们的想法很单纯，你关心弱势的我们，我们关心更加弱势的他们。”

而胡剑负责的展静是这群孩子中不太一样的，他的孤僻与自闭使得在他身上的改变与进步显得尤其缓慢。“他的回应还是很慢，进步很小，这是我早就料到的。其实‘远征社’本来就没有期待很多。”胡剑并不觉得失望，“我记得有一个社员搬去张江校区之前对她辅导的孩子说，‘我不指望你以后升官发财，只希望你走上正道’。”

因为“远征社”，胡剑变得温和了许多，整天笑眯眯地。“走在校园里，走在路上，会碰到学生的家长和你打招呼，碰到小孩子拉你一起玩，你会从中真切感受到自己建立的一种社会情感关系。”从孩子和他们父母身上，胡剑学到的是单纯的处世之道。

胡剑并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道德优越感，尽管身边有做有偿家教的同学，做比他轻松许多的事，拿不错的薪酬，但他们从来不去说服他做有偿家教，也没有嘲笑过他，“我想，在复旦，毕竟还没有人敢挑战梦想这回事。”

有坚持，也有放弃。不少社员退社，最多的原因是“学业繁忙，无法兼顾”。也有一些社员坦言，他们觉得去做志愿者、去做环保的作用比呆在“远征社”更大。胡剑并不想指责那些“现在看起来有功利心”的人。他反问道：“如果他追求事业，追求名利，到一个境界之后，再反过头来回报社会、造福社会，他们的力量一定比我大得多，那我怎么能指责他们呢？”

随着学业推进，毕业逐渐临近，胡剑的生活也变得愈加忙碌，但他依旧会抽出每周两个小时去辅导那些孩子。“你的生命中，肯定也会有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他曾经给过你温暖，你想起来就会觉得很感激。”胡剑这样解释他为孩子们所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