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至8月5日，北京人艺携《知己》《原野》《我爱桃花》《关系》《窝头会馆》5台优秀剧目赴上海演出，在上海文艺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这也是北京人艺自1961年、1988年之后，第三次大规模的赴沪演出活动。24年前，评论界曾经用“人艺旋风”形容当时人艺赴沪演出产生的巨大轰动效应，但同时，面对人艺以《茶馆》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剧作，也出现了诸如“最后的晚餐”、“落幕的艺术”、“博物馆艺术”的质疑声。

与时下各类形式繁多、规模庞大的戏剧展演、汇演相比，人艺此次上海行并没有在演出剧目的主题内涵、呈现形式、艺术风格上刻意求新求变，追逐风潮，迎合某种既定的审美趣味或市场坐标，而是靠舞台说话，把艺术家们对话剧艺术的坚守带到了上海，把60年来始终坚持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演剧追求重新呈现在了上海观众面前。由此，我们不得不说，此次演出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剧院本身，而是涉及到对话剧本体的思考，以及为中国话剧未来发展提供的些许启示。日前，京沪文艺界、戏剧界人士在上海举行座谈会，结合北京人艺5台演出剧目，就京沪话剧发展共同面对的问题、人艺演剧风格的当代价值、话剧文化品格的坚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剧本、文学、文化更是成为与会者谈及当前话剧发展状况时反复使用的关键词。

原创剧本缺失成发展瓶颈

从参演剧目看，北京人艺此次选择的作品，除了《原野》外，均为近年来新近创作的剧目，而且无论从思想深度、艺术口碑，还是市场反响、社会影响力看，都代表了近些年北京人艺话剧创作的整体水平和发展面貌。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认为，此次北京人艺演出带来的最大启示就是一个剧院对剧本的重视，他们在话剧创作最薄弱的原创环节进行了重点突围，用优秀的剧本为舞台演出提供强有力支撑和动力。

话剧艺术的核心和基础在剧本，然而，近些年，原创剧本的缺失已经成为阻碍中国话剧向前发展的瓶颈。剧本创作遭遇危机，优秀原创剧本难觅，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如戏剧从业人员面临各种现实困难、话剧人才培养出现断层等，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创作者越来越缺少现实关怀的勇气，缺少一种平和、虔诚、踏实、朴实的创作心态，缺少对人生、人性的深度思考。

专家认为，优秀的剧本离不开鲜活的人物，以及附着在人物身上、能不断引人反省的精神内涵和思想力度。现在很多剧本创作只求感官的愉悦，追求奇观化的表现形式，肆意添加具有视听冲击力的台词、场景，缺乏对剧本创作最基本的尊重，如此下去，最终损害的只能是话剧艺术本身。北京人艺在剧本建设、剧目选择上的经验值得借鉴，正因为他们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注重精神意蕴和思想深度的表达，才使得上海的观众亲身感受到了现实主义话剧的艺术魅力。

话剧创作的文化底气仍不足

剧作就是文学。这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近些年的戏剧创作却在这个反复强调的基本问题上出现了偏离。话剧开始远离文学，流连于外在的形式，更多去追求视觉的、包装的、时尚的东西。剧作家罗怀臻认为，“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话剧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如果在最基础的层面上颠覆了话剧艺术的特质，遗失了文学性这一审美品质，那么，话剧丢失的将不仅仅是传统，而是最挚爱它的观众。”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丁罗男认为，目前话剧创作确实存在一种贬斥文学的倾向。这种倾向不止表现在文本上，也体现在舞台表演中。经典的话剧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常演不衰，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曹禺等人的作品之所以能为世界观众所认可、感动，都是源自强大的文学力量，都以坚实的文学性、审美性不断提升着话剧的艺术品质，推动着这门艺术向前发展。北京人艺的话剧依靠文学支撑，在人物塑造、语言结构、舞台呈现等方面精益求精，在话剧的审美化层面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既发挥了主流文化的导向作用，又起到了引导商业戏剧向更加积极向上方向发展的标杆作用，对上海，乃至全国的话剧创作都有很强的示范意义。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则认为，话剧的文学性不仅是艺术的审美性，更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性深度。他以《龙须沟》为例，认为这部作品虽然表达的是社会主题，但老舍写作中却灌注着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关注，展示了他们在新旧社会转换时期，那种萌动的、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将时代的情绪、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寄予和向往蕴含其中，而这就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达。

对文学的贬斥直接导致了目前戏剧创作文化底蕴、文化精神的匮乏。现在很多具有自身创作传统的剧院在商业大潮面前逐渐丢失了自己的特色，陷入商业化、功利化的创作泥潭，找不到文化坚守的方向和立场，文化底气不足。观众需要什么他们就制作什么，观众有什么要求他们就满足什么要求，以消极适应的方式应对话剧市场，这对话剧发展是有害的。从接受美学层面，话剧要从提高自身品质入手，带动整个市场品质的提高，观众的接受水平如果是0,那么我们就要给他0.1，这样才能在不断的观演互动中建立良好的话剧生态环境。

优秀作家加盟 ， 或可缓解窘境

一直以来，北京人艺都以拥有团结强大的编剧队伍而引以为豪。这其中，作家的加盟，更是为北京人艺的话剧提供了坚实的文学根基。从郭沫若、老舍到新世纪以来的刘恒、莫言、邹静之、叶广芩等，用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的话说，作家都是北京人艺最为宝贵的创作资源。

在目前的戏剧创作环境下，让更多的优秀作家加盟剧本写作，无疑有助于缓解话剧原创剧本缺失的窘境，提高舞台演出的文学品格和文化内涵。同时，话剧最为文学体裁中创作难度最高、时空要求最为集中的表达形式，也一直在诱惑着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刘恒就认为，写电视剧是瓦匠砌砖头垒墙，写电影剧本是木匠打家具，写话剧是石匠雕塑像。总之，一个比一个细腻，一个比一个精巧，一个比一个难。话剧创作的过程是孤寂的，但在孤寂之余他感到相当幸福。

王安忆曾三次参与小说改编话剧的创作，谈及小说和戏剧的关系，她认为，小说比戏剧自由得多，戏剧的限制性比较强，是限制性极强的语言艺术，既需要进行空间处理，又要求时间的相对集中。但戏剧一定是小说家的最高任务，对从事文学的人也是最高的挑战。每个小说家最高的理想就是写戏，刘恒在这方面就有自身的优势，他的创作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琢磨。以《窝头会馆》为例，她认为，该剧中有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传统，但是刘恒又不拘泥于此，试图融入了新的元素：对过去舞台表达擅长运用的具象思维和呈现变成了更具象征蕴含的东西，赋予剧作更多的思考空间。此外，密集的台词、语言的加法也带来舞台表达内容的质变。重要的不是说话的内容，而是说话行为本身的存在。这些都是小说家写话剧带来的新东西、新尝试。

在原创剧本缺乏匮乏、文学传统不断面临危机的境况下，重新呼唤文学、呼唤优秀剧本并不是喊喊口号的应急之举，而是要重新确立一种创作的态度，建立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创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