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颖余： 北京奥运会后，媒体和公众甚至包括体育总局高层“淡化金牌”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在本届奥运会期间，国内一些权威媒体也认为“淡化金牌”的提法不可取，到底应该如何看待金牌？我们是否要需要金牌？国外体育代表团是否也像我们这样“淡化”？

宋澎：我个人理解应该是淡化金牌意识，而不是“淡化金牌”，尤其是体育行政管理部门。金牌是参加奥运会的所有运动员、教练员的参赛目标，是参加奥运会获得的至高荣誉，多少年的辛苦和付出就是为了获胜。争金牌就像运动员争相跑向终点一样，是奥运会的基本形式。但是，唯金牌论确实不可取，为了金牌不择手段更不是体育比赛、奥运会所提倡的。所以才有了羽毛球消极比赛受罚的事件发生。

很多人不要以为“淡化金牌”就是认为金牌不重要，在奥运会上，金牌很重要，它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怎么能淡化？

在奥运会上，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会为自己选手获得的金牌欢呼，没有人嫌金牌多，没有人不愿意自己的国歌在奥运会赛场多响几遍。只有那些懦弱和失去竞争力的人，才会对奥运会赛场上的金牌英雄们，装作不屑一顾。

李元浩：近年来，将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区别看待甚至是人为对立的言论不时出现。你如何看待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的关系？奥运战略和全民健身计划能否和谐共存，齐头并进？

宋澎：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就像体育的两个车轮。过去因为我们的条件限制，有限的费用不可能全面出击，体育经费多半被用在了体育训练、体育比赛等和竞技体育有关的地方。在中国的竞技体育取得巨大成绩之后，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群众体育活动因被偏废而落后了。我曾经赞同过这个看法，但现在有了新观点。群众体育的问题，不应是竞技体育的过错，而和文化传统、社会运行体制的关系更大。我们当初不搞竞技体育，那些钱会用到全民健身吗？用于全民健身够吗？我觉得现在国民体质下降的根本问题出在了教育。在学校，不让孩子有充分的活动时间，不能培养孩子对运动的兴趣，是造成青少年体质下降的主因。

我国群众体育这些年也是在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只是在飞速发展的竞技体育面前，群众体育似乎落后了。一个轮子转得不好，怪另一个太快是不妥的，让一个慢下来，或者停止转动，就更不妥了。

童德芸：举国体制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具有哪些积极意义？国外媒体和体育界又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举国体制的？

宋澎：不管赞同还是反对，中国的举国体制被国际赛场证明是一个高效率的训练模式。在伦敦奥运会闭幕的当天，一位参加中国代表团新闻发布会的巴西记者曾向刘鹏取经：“巴西的经济也出现了大发展，但巴西体育为什么没像中国这样成绩显著？”

很多人曾在雅典奥运会后表示要学习中国的举国体制，但因国情不同，不是说学就能学的。有人说举国体制太浪费，但是想想一届奥运会能花几公里的高铁费用？奥运会可是四年一届。在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国家开展竞技体育的这些钱多吗？

我们不会抱着举国体制不放，相信体育界也会顺应时代发展因势利导。但是绝不能因为有人说这个体制不好而自我否定，虽然它并不十全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