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我刚满8岁。那时，我们家里6口人，爸爸在外工作，我成了妈妈的“得力助手”，拾草挖野菜、放驴割饲草，成为我的“主业”。

一天上午，我来到村西的山坡上挖野菜，苦菜、苦碟、荠菜……不管大小老嫩，见了就剜，正应了那句“剜到篓里就是菜”的俗话。可惜，山坡上能吃的野菜早已被人剜光了，我只好走呀、转呀，爬了这道梁，走上那道坡，找遍这块地，又寻那道堰，从早上转悠到晌午，也没有剜满一篓子。当时只觉得头脑发昏，眼冒金星，肚子里叽里咕噜地叫，两腿不听使唤。当我摇晃着走到一块地瓜地的时候，一屁股坐在地头上，再也走不动了。饥饿难忍的我，突然眼前一亮，看到地瓜垅裂开一道缝，一个红艳艳的地瓜仿佛看到我的窘态，就要蹦出来似的。我想也没想，三下两下把它扒出地面，拿在手里，用袄袖把地瓜上的泥土抺了几下，张嘴就啃，还未嚼咽下肚，只听背后有人喝道：“谁叫你偷地瓜吃？！”我吓了一大跳，猛然站起，扭头一看，一位肩扛猎枪、专门护坡的大汉站在面前。“大叔，我实在是饿得走不动了，您原谅我吧。”“不行！到大队办公室去处理！”大汉不由分辩，拿起我的篓子就走。这下我才知道闯了大祸，吓得一边走，一边号啕大哭。快到村口时，我的哭声惊动了街坊四邻，也惊动了妈妈。她疾步如飞，迎头拦住看山护坡的大汉，问明根由，连连赔不是。在妈妈和众人的说和下，大汉动了恻隐之心，把我和菜篓子一起交给了妈妈。

1961年麦收之后，家境有了好转，含辛茹苦的妈妈抱着宁愿自己受累也要儿子读书的信念，把我再次送进了校门。“熬过寒冬的人，最懂得春天的温暖”。为了报答母爱，也为了同贫困抗争，在学校，我发奋读书，成为全公社有名的好学生。靠着勤奋和努力，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邻村曹家洼高小，开始了走读学涯。那时，由于连年丰收，生活已有所改善，地瓜成了主食。午饭一般都是两个熟地瓜、一块咸菜，吃得有滋有味。这样的学生生活，一直持续到初中毕业。18岁那年，经过全公社文化考试，又通过贫下中农推荐，我以语文99分、数学100分的成绩进入青龙高中就读。

高中离家有十几里路，我不得不寄宿学校。在那“读书无用”的年代里，我们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地修建塘坝、植果种粮，名曰“学工学农”，可以不用天天和书本打交道，但必须同地瓜打交道。秋冬季节，每个礼拜晚上，妈妈拖着病弱的身子，煮好一锅地瓜，装满一大篓子。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就靠这篓地瓜维持在校生计。春夏季节，篓子里的地瓜变成了地瓜干，每顿饭泡着稀饭吃，或者用开水蘸着咽。那时候，只有星期天中午不用吃地瓜。因为从我十五六岁开始，凡是星期天，都要带上大妹二妹，推着胶皮轮车，上西山搂草。为了垫饥有劲儿，妈妈总是给我包上两个黄澄澄的玉米饼子，再加上三四个地瓜、一个萝卜、几根大葱。中午开饭时候，两个妹妹总是把玉米饼让给我吃。

就是这样，地瓜养大了我，地瓜陪我完成了学业，地瓜伴我踏上了社会。1971年春参加工作后，我先是由公社机关到县委机关，再由县委机关到了烟台地委（后改为市委）机关，再后来又由烟台到威海，离家越来越远，离地瓜也越来越远。是今天街头的烤地瓜，让我想起了自己成长的过程，想到了农村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