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碧飞从事法律诉讼多年，虽然见惯了大场面，但想起近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一幕仍然感到气愤不已。作为外来工赵淑红夫妇的义务法律代理人，在庭审当天被赵淑红老板掐住脖子施暴近10分钟。至今他的脖子上还留有抓痕。“我们义务保护外来工的合法权益，可谁又来保护我们的正当权益呢？”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张碧飞表示。

资深劳动法律师黄乐平对记者说：“在帮助弱势农民工维权中，法律援助者面临严峻挑战，目前对法援律师的规定基本都是义务性的规定，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法律援助人谁来保护？”

帮助弱势群体申张正义

赵淑红和妻子都是裁缝，在北京大兴旧宫南小街附近的服装厂打工。之前赵淑红和妻子在北京三正服装有限公司工作，因厂子效益不好离开，当时两人均有1万多元的工资尚未结算，多次索要无果后，两人将公司告上法庭。

据大兴区劳动仲裁部门判决，公司应支付两人被拖欠工资、二倍工资差额、社会保险金等共4万元。但在法院强制执行时，公司法人胡某称赵淑红不是公司员工，其向劳动部门提供的上岗证是伪造的。

劳动仲裁部门根据公安局出具的鉴定结论书撤回此前的判决，鉴定通知书称赵淑红提供的证据上的公章与三正公司公章不相符，劳动仲裁部门驳回了赵淑红的请求。

无奈之下，赵淑红只能求助于北京义联劳动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张碧飞，寻求义务法律援助。张碧飞认真梳理材料后认为，公安局出具的鉴定书只有结论，未对鉴定材料、鉴定过程做任何说明，他们认为仲裁委认定事实不清，便再次诉至法院。

让张碧飞没有想到的是，对方态度十分蛮横，毫无法制观念，在仲裁阶段，对方就开始以暴力对他们进行威胁。“打了我当事人一个耳光，甚至说弄死你也花不了多少钱。”

赵淑红夫妇心有余悸地说自己对公司法人并不了解，但听同事说他们很厉害，“我们是要不到钱的。”

法庭之外公然动手

双方在大兴区人民法院等待庭审时，公司法人胡某看到赵淑红后，“来到我身边说了两句话，接着就给我一耳光。”赵淑红回忆，胡某身后男子又动手打了他一耳光。“我当时有点晕，差点摔倒。”

张碧飞看到当事人被打，赶紧上前劝说，没想到胡某却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张碧飞称，他当时被掐得难以呼吸，记不清对方说了什么，大概是：“这次又是你，是吧！”

赵淑红在北京仁和医院进行诊断：左耳外伤，耳廓软组织挫伤，感音神经受损。而张碧飞也受到外伤。最终在公安的介入下，胡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行政拘留5天。

“对于他这种恶意殴打的行为，这种处罚不是令人满意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应拘留十天到十五天。因此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公安机关只是说要我们走司法程序，我们无法得到及时赔偿。”张碧飞对这种事情的发生很无奈。

他认为这是胡某主观故意行为，不是情绪激动所致。“之前经过仲裁、判决、执行等多个法律程序，他们早已知晓此事，开庭当天我们先到，在等候区域他们一来就开始动手。”

“肇事者素质有些问题，但主要问题不在这里。”张碧飞认为，其企业在建立和经营中也有一些关系保护，而从劳动者来说，力量实在太薄弱。“现在用人单位有一种普遍的策略，否定劳动关系，其他什么都不提供。我们这种法律援助机构应该得到支持，否则一样弱势。”

法律援助工作风险亟须消除

实际上，记者了解到，发生在张碧飞身上的事只是冰山一角，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案例很多，而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者的权益受侵害的现象也不罕见。

黄乐平认为，总体上来说法援律师的权益保护情况不乐观，特别是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由于农民工的弱势地位，除了主观上对农民工有同情和正义的坚持外，法援律师无法从当事人处得到更多对自己工作的支持。“不要说特殊保护，就连对法援律师最基本的规定都是义务性规定，权利很少，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

张碧飞也认为：“以这件事为例，我所从事的机构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但如果律师协会或司法部门如果能出面，肯定更容易解决，毕竟公权力机构的影响更大。”

在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声明中，这些公益律师的愤慨之情跃然纸上：“无论我们遭受了怎样的困难，我们始终坚持理性、法治与智慧的法援之道，劝导我们所代理的当事人，也确保我们自己不与对方当事人发生任何正面的冲突。一个法律援助律师，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本身在案件中没有任何私利却又在代理工作中全力以赴，代表的是职业，代表的是法治！”

在各地为农民工维权的律师中，被无良企业主盯梢、威胁或殴打的并非少数。对于这些不断发生的行为，张碧飞感慨：“他们掐的不是我的脖子，而是法律的咽喉。我们维护农民工正当权益，谁来维护我们这些农民工法律援助人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