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利益精细到分

6月18日上午的昆明市官渡区太和街道办事处吴井社区，显得安静一些，在二楼的工会办公室门口，有一张小桌子，一个女孩在给一位80岁老人发放“高龄补贴”。

“每半年他们来社区领一次。”吴井社区工会主席周永成告诉记者，“社区的事情很繁琐，这些都算是大事。”

周永成自己也干过这类看上去琐细，对于社区居民却是切身的事。

“有一次接到社保通知，要求把办理社保的通知单尽快张贴到每一个居民楼院，因为有时间限定，担心别人万一有拖延影响了居民的切身利益，于是我在第一时间骑车到各小区去张贴。”

吴井社区一共有34个小区，周永成一个没落，用最快的速度把“告示”张贴在小区的公告栏里。

周永成喜欢换位思考，骑着自行车，带着胶水，奔忙在路上，一副粘贴小广告的模样，他把自己定位为小区居民，“如果我没有及时看到通知，办漏了社保，这可是一件大事。”

无论按什么标准，吴井社区工会都是一个小工会，芥菜籽般大小，“但它很全乎，该有的全有。”

“在这里，群众的经济利益精细到元、角、分，没有丝毫的夸张。所以，社区工会虽然很微小，但不可以忽略不计。”官渡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黄永良说，“他们在社区所起的作用是我们这些上级工会没法替代的。”

“我的房子也被拆了，可我还要做别人的思想工作。”

2008年元旦伊始，昆明进入了大规模拆房“改造时代”，吴井社区所辖的佴家湾、南窑村是所谓的“城中村”，首批被拆迁改造。

“当时昆明商品房均价已经在每平方米六七千元，但给被拆迁户的补偿才每平方米4500元，好多农户不同意，要价高，不同意拆。”周永成回忆说，“除了经济补偿被认为偏低的原因外，另一个阻碍拆除的原因是不少村民有违章搭建，补偿几乎没有，村民不高兴。”

为了顺利拆除这些房子，社区开展“党工共建”活动，采取党支部包村、党员包户等措施，深入细致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周永成自己家有200多平方米也在被拆除之列，“我的房子也被拆了，可我还要做别人的思想工作。”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因为周永成积极配合拆除，他可以用自己的例子来说服其他村民。

一家一户做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说服、解释、疏导，村民们最后都同意拆了。

从2004年担任社区工会主席8年来，周永成大量做的还是一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有老人迷路，找不着回家的路，我把他送回家。社区工作每天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只要把热心体现在服务每一个居民以及他们的每一件事上就行了。”

不领“工会工资”的主席

今年38岁的周永成做工会主席已经8年了，因为是兼职所以没有工资，他现在的月薪1600元来自他的另外一个职务——居委会委员，“这个职务是财政发的。”

社区作为参与社会管理的最末端，周永成感到最艰难的是有时来自上面的政策与百姓利益相悖，工作很难做。

2009年11月，昆明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严令在12月20日前要拆除居民为了防盗而自行安装的防盗笼。作为社区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周永成，深知群众的抵触情绪很大，“我们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工作最后也算应付过去了，但周永成还是希望上级出台政策多考虑可行性，“不要让我们这些最基层的工作人员为难。”

社区工会维权任务也很重

吴井社区有大大小小的非公企业商户926家，只要接到有工人反映自己权益受到侵害，周永成就带人登门去找商户落实，“若属实，就叫老板整改，有的工人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要走，向老板索要工资，老板认为时间很短，不想给，我们去做工作，讲道理，说法律，最后还是按照实际工作天数支付了工资。”

最大的一起维权行动发生在2011年9月19日，佴家湾上景建筑工地农民工举报昆明兆丰公司拖欠薪资397万元，“用工方认为他们有理由，但我们站在工人这一方，积极协调，最后当天下午就解决了欠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