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数年，在古城西安再见包俊宗先生，他送我一本他刚刚出版的《中国式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我备感惊喜。

与包先生结识是十多年前的事，那时在兰州，我们在广场参加完一个活动，一起往农民巷走。就那么不经意间，说些闲话，我们两个都不怎么攀缘又都是有点文化情结的人，自然而然地走近了。

包先生外在儒雅安静而内心温热有持，后来去西部一个小城任副市长，体验了非同一般的公务繁忙、人际纷扰，但他并没有随风逐流变得城府、世故、圆滑。中国官场自古权利高度纠结，是这个功利社会漩涡的核心，有一种侵染、裹挟一切的无声力量。因此，不入官场切身体会，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就永远会隔着一层东西。包俊宗去了，但更难得的是，每每于文山会海、庄严琐碎、往来应酬、风光疲惫后的晚上，都会把当天的事在脑子里过一遍。多数时候，他的电脑里就多了一段文字。等卸任再回到兰州时，那些文字已足够成书。

他写这些文字时系无目的而为，但往往这才真有价值。在这些文字中，他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对人对事绝少褒贬置评，但是你分明感到有种无形的力量。那是对中国社会的核心切开的一个鲜活的面。这个面，置身其中的人或被侵染同化失去了映照力，或专于受用有意失语；而局外的人无论怎样聪明思维、臆想测度，终是雾里看花。因此，那是对中国社会最好的观察和记录。

后来，这些文字只是蜻蜓点水地向媒体透露了一页，就在全国差不多成一时焦点，出版社、央视等纷纷找上门来。但终是考虑机缘不熟，包先生婉拒了。

有了这番见识包先生勤奋、好学、敏思的经历，再见到他的新作，我觉得理所当然。不过，等看了内容，仍然惊喜于他能在管理学的领域有如此建树，尤其是能从时下方兴未艾的西方管理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新枝新花。

如果抛开政治本位，学术何论东方西方。国人动辄西方经济学、西方管理学，难道还有东方经济学、东方管理学不成？不过，诞生并成熟于西方的学术，用之于中国文化的土壤，确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不但管理如此，经济、政治、社会，概莫能外。何以故？文化决定着人的思维习惯、行为习惯，而一切学术莫不通过影响人而经世致用；要影响人，恐怕首要的问题是适应人。所以，产生于西方的学术要对中国人有用，自然要过本土化的大关。

对好学善思的包先生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毋庸置疑。难得的是，他2011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习一年，对于管理学专精研究。更难得的是，包先生对管理学的大小原则，都坚持用中国人的思维、行为习惯去关照、体会，以追求将管理学的精髓顺滑无碍地用之于中国社会，以及将中国传统智慧融入西方管理学。

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包先生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思想——认识、修炼、提高自己。其实，本书的成型何尝不是如此？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管理学开始，然后修炼、融合，最后当然得到一个新的、更高的结果。但是，包俊宗先生依然谦逊地说：“真理犹如汪洋大海，我只是在相对真理的小河边发现了一条小溪。”

不过，不用担心。尽管著作是在探讨管理——一个从字面上看很像是枯燥无趣的学问，但其实在严谨的结构下，每篇都很短小，都在或中或外的故事、观点、典故中展开，实用又精彩，不知不觉中已散步至管理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