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上特稿（六）

砥砺前行，平等协商中实现共建共享

——记中国工会推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探索与实践

虽然已是第二轮协商，但周国华依然不敢有丝毫大意，又从包里拿出2011年签订的首份《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仔细琢磨着。

这份只有2000余字、15项条款的《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标定了武汉45万餐饮从业者劳动权益的“分水岭”：彻底告别了“工资超低、无度加班”的潜规则，月工资将不低于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30%，每天加班不会超过3小时，每周还会获得至少1整天的休息时间。

当然，这份协议来之不易——近3年酝酿，6个月准备，3轮谈判，5轮协商，100多场会议……劳资双方在坚持与妥协中终于找到了平衡点。

一年前，这场覆盖职工最多的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曾引发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被称为“武汉样板”。

今年4月，作为武汉市商贸金融烟草工会主席的周国华，以职工方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2012年度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

不过，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类似武汉市餐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这样的探索和实践正日渐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在一批批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下，各级工会不断推动着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向纵深发展，并在中国工会事业的发展历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性的沟通协商机制，更多时候是一个平台，为劳动关系双方提供了坐下来交流的机会

十年磨一剑。工资集体协商“进步与曲折”并存的发展脉络上，星罗棋布着一个个探索足迹与独特品牌。

“温岭经验”、“邳州经验”、“武汉样板”、“方庄模式”……由工会主导的一系列工资集体协商典范，从探索到成熟，并产生“乘数效应”，辐射到更广阔的领域。

作为先行者，浙江温岭的工资集体协商一度为各地竞相效仿。但温岭市新河镇总工会副主席陈福清却说这是“逼出来的办法”。

温岭市新河镇的羊毛衫产业从2002年开始快速发展，那时候也是劳资矛盾最激烈的阶段。陈福清记得，当年新河镇百人以上上访就出现过3次，五六人的上访是天天有。

“劳资纠纷多了，矛盾突出了，才逼人去想办法。”就这样，新河镇启动了工资集体协商。截至2011年底，温岭市16个镇（街道）全部开展了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覆盖6100多家企业，惠及近40万名职工。

从“跳脚”到“点头”，几乎每个地区、每个行业的工会干部们，在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时，都不会一帆风顺。但他们坚信“对话多了，对抗就少了”的理论终将赢得认可。

如何搭建劳资双方沟通对话的平台，这不仅仅是工会干部的期望，更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课题。

收入，是职工最核心的利益。

2000年至2010年被誉为中国“黄金10年”，在众多令人鼓舞的经济增长指数中，有一组数据却并不令人满意：当资本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蹿升了20个百分点时，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却下滑了近20个百分点，降至2008年的39.22%。

鲜明的对比，触动了原本已十分敏感的利益分配天平，劳动关系双方隔阂渐生、摩擦不断。2009年全国人大在《工会法》执法检查时发现，79.21%的劳动争议案件集中在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及福利、经济补偿金上。

在一次关于分配改革的论坛上，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的宋晓梧不无忧虑地说：“上世纪90年代有过这样的担心，完全市场化的分配方式会不会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担心不幸言中，资本收益过分压低劳动报酬的现象已经成为当前全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

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采用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解决。

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中国工会将目光投向“市场经济国家协调劳动关系的有效手段”——集体协商。

其实，早在199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就与原劳动部、原国家经贸委、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下发了《关于逐步实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通知》，明确提出“形成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平等协商，政府依法调控的劳动关系调整体制”。

000年，“中国工资制度的里程碑”——《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的出台，更将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范围扩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既包括公有制企业，也包括非公有制企业。

集体协商是一种力量较量的规则，但又不仅仅是单纯的角力。

“要求劳动关系双方通过集体协商共同决定收入分配，并不是剥夺了企业的自主权。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性的沟通协商功能，更多时候是一个平台，为劳动关系双方提供了坐下交流的机会。”全总集体合同部负责人如是说。

中国工会凭借其强大组织体系和雄厚实力基础强势介入，承担起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使命

2011年3月17日，正式发布的“十二五”规划中写入了“积极稳妥扩大工资集体协商覆盖范围”，这项保障职工体面劳动的制度被纳入了“顶层设计”。

随后，26个省（区、市）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纳入本地“十二五”规划纲要，15个省（区、市）将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列入党政工作考核体系。

当广大职工为这些消息欣喜之时，只有工会干部们深知，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付出怎样艰苦卓绝的努力！

收入分配不公，犹如一面沉重的巨墙，横亘在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道路上。

翻越“收入之墙”，一直致力于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中国工会，凭借其强大组织体系和雄厚实力基础强势介入，承担起这份使命。

转机在深厚积淀和运筹帷幄中不期而至。

2010年7月24日，全总第十五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参会的各省级工会主席们没有想到，这次常规会议竟确定了工会系统的两项重点工作。

“做好当前工会工作，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必须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在涉及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的维护上，工会要敢于维权、善于维权，旗帜要更鲜明，声音要更响亮，措施要更有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话音刚落，掌声四起，经久不息。

工会干部们心中清楚，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实际上是牵住了“切实维权”的牛鼻子。

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建制难、一线职工和劳务派遣工从协商中受益难、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单独开展协商难……尽管已经走过十几年，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形势总体而言并不乐观。

短短一个月，全总便连续下发《20112013年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规划》、《关于推动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意见》、《全国工会集体协商指导员培训实施计划（20112013年）》等文件，要求整合全会力量，在3年里、全国范围内、所有企业中，强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摆上了全国各级工会的重要议事日程——

50%以上的省（区、市）制定了本地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三年行动规划；超过三分之一的省（区、市）成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领导小组，许多省总工会更将其作为“一把手工程”；31个省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在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方面都有“联合行动”；三分之二以上的省（区、市）召开了不同形式的工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推进会、现场经验交流会、电视电话会，扩大其影响力；半数以上的省（区、市）开展了集中要约行动，并设立了专项考核办法和细则……

仅仅一年，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2011年底，工资集体合同覆盖企业174.2万家，同比增长56.1%；覆盖职工1.03亿人，同比增长37.3%。

最直观的成果便是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接纳。

2011年10月28日一大早，辽宁沈阳铁西区的宜家家居开门迎客。走进商场的顾客注意到公告板上醒目地贴着一份“告示”：“按沈阳市利税增长幅度确定职工工资增长幅度的规定，在今年企业利税增长的情况下，职工工资不低于3%的增幅……”

世界500强企业宜家公司在华商场签订了第一份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截至目前，上海已有约70%的世界500强企业建立了集体协商制度，江苏世界500强建会企业建制率则达到80%。

循序渐进中，工会参与工资集体协商，以对话代替对抗的观点日益深入人心，并成为各级党政、劳资双方的普遍共识。

“中国式”工资集体协商更强调“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用协商而不是冲突的方式明确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与义务，解决劳动关系矛盾

2012年的4月时节，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小纪镇富民村村部会议室里略显阴冷。可参与文体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20名企业代表与职工代表的额头却渗出汗珠。

“织造工序单件工价只有0.031元，太低了，就算工人每天做满1800个，日工资也只有55.8元。”职工方代表于兰娣摆出议题。

企业方摇着头：“我们正在进行技术改造，以后工人计件产量肯定会增加，工资自然涨了。”

“工人现在的劳动价值也应该体现，建议单价增加到0.034元。”于兰娣环顾各位代表，又说：“增加0.003元，各位老板的成本加不了太多，但分摊在每个计件工人身上，就能让他们吃上一顿丰盛的早餐啦。”

听了这番话，企业方代表举起了赞成的双手。

车工于兰娣已经是一名成熟的职工代言人：“我们的涨薪要求都是经过测算的，决不会提出无理要求，员工与企业是互利的，这个道理我们懂。”

于兰娣的“觉悟”，源自中国工会深谙的一个道理：员工与企业相互依存，如果企业垮掉了，维护职工权益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因此，“中国式”工资集体协商始终秉持“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原则，实现劳动关系双方的平等对话，用协商而不是冲突的方式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化解劳动关系矛盾。

依靠劳动关系双方依法、科学、民主的集体协商，可以谈出劳资双赢、谈出和谐。

两年前发生在南方的一桩“极端”个案便是最好的佐证：

2010年5月17日至6月4日，位于广东佛山南海狮山工业园区的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办公楼前，穿着统一工装、带着白色口罩的员工成群结队聚集，他们不是来上班的，而是要求增长过低的工资福利。这就是当年影响颇巨的“南海本田集体停工事件”。

时过境迁，两年后，再次走进南海本田，广东省总工会巡视员孔祥鸿给出如下评估：“公司工资集体协商已经在制度化、常态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年初协商工资增长、年终协商奖金发放已经坚持两年，劳资双方都视对方为良好的合作伙伴。”

在今年3月份的工资集体协商中，工会代表职工提出工资增长20%的主张获得通过，仅最低档的一级工月工资就达到了2848元。

南海本田证明了工资集体协商的价值，更勾勒出这样一条工会参与工资集体协商的“中国路径”：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打破以往由企业单方面决定劳动报酬的机制，通过法定程序实行劳资共决，将工资增长机制纳入契约化、制度化轨道，以求在职工利益和企业发展之间建立一个既能保持工人工资正常增长又不至于阻滞企业发展的平衡点。

一个个“利好”消息不断传来：大力推行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破解“不敢谈”、“不会谈”、“不愿谈”等难题；全国31个省（区、市）中近半数的地方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立法；全国目前有10.4万名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一些地方积极探索上级工会代理协商的办法，解决企业工会“不敢谈”的问题；富士康等一批建制“老大难”问题企业，成功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距离实现“到2013年底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80%以上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其中实现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全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目标已不遥远。

十余年锐意探索，十余年砥砺前行。面对“让广大劳动者更多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考卷，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上的广大工会干部已自信作答，并以实际行动和璀璨智慧使之不断丰富、发展，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