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瑞安日报》近日刊登一则当地酒店向政府的致歉信，称6月4日晚相关部门莅临指导工作，酒店未积极配合，“希望你们能够谅解”。致歉信被贴到网上后引发围观。瑞安日报负责人称，该酒店拒绝执法，经批评后答应写致歉书表态，但用词模糊引起误会。（见6月13日《齐鲁晚报》）

该致歉信“陈述事实不清”、“用词模糊”，当然是引起网友围观误会的直接原因。“莅临指导工作，未积极配合”等致歉词自然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很多网友甚至怀疑：难道是酒店因为没招待好市府办工作人员？

如今，真相澄清了——政府之于酒店，并非“指导工作”而是“执法查处”，酒店之于政府也不止是“未积极配合”，而是“无理拒绝阻挠”。

面对如此真相，人们仍会有许多疑问。比如，既然是“市府办牵头工商、环保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查处行动，且酒店确实存在“无证违规经营、噪声扰民”等违法情形，后者何以胆敢且能够“无理拒绝、阻挠”？再如，对于酒店“噪声扰民”且“无理拒绝查处”等恶劣行为，政府何以会选择接受“答应写致歉书表态”这种怪异的处理方式？在政府行政执法中，分别作为行政对象和行政主体的酒店、政府之间，适合和应当存在一种道德层面上的道歉与被道歉的关系吗？政府有向行政对象索取道歉的权力吗？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一方面，从“行政执法与被执法”的权力运行逻辑来看，如果被执法者有错，政府只要依法实施相应的行政处罚制裁即可，没有额外索取道歉的权力。另一方面，从“服务与被服务”的公共服务逻辑来看，政府努力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本是分内职责，没有理由向被服务者索取道歉。相反，如果政府服务质量不佳、水平不高，民众不满意，政府首先倒是有致歉的必要。

就此而言，上述致歉事件中，真正缺少的是酒店因噪声扰民向民众的致歉；是政府没能及时查处酒店不法行为、有效维护公共秩序而向民众的致歉。而事件中的真正误会，并不在致歉信本身的表述与措辞，而是致歉主体和对象发生错乱——不该接受致歉的（政府）被致歉了，而该接受致歉的（民众）却没能得到致歉；同时，一个该致歉的（政府）忘了致歉，另一个该致歉（酒店）的又“致”错了对象。

这些误会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下官与民、政与商、商与民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法治逻辑，尚有待进一步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