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东林，缘于中学语文课本里邓拓先生那篇《事事关心》。当时不谙世事的我，痴迷于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所撰名联的绝妙意境，经常幻想自己身回明朝，成为一白衣书生，穿行东林雅舍，过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书院生活，优雅而自在。

随着年龄增长，更多了解明末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后，我早已不再把东林书院当做文人读书和清谈的世外桃源。东林书院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涤荡乾坤”的志气和做派，倒让我生出无限感慨：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鼓舞着那些文弱书生为国计民瘼而慷慨直言？

依现今的眼光看，那帮在东林书院内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书生，大抵要被归入“愤青”之列。但细细思量，东林党人的德行品质，实非那些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愤青”们所能比拟。顾宪成在朝为官时，权倾朝野的万历首辅张居正病重，朝中官员联名出钱到庙中为张居正祈福禳灾，顾宪成不愿同流合污，拒绝参加，他的好友担心他日后遭报复，便代他署名出钱。顾宪成竟然骑马追去，将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中抹掉。这种不畏权贵、特立独行的气魄和胆识，足以震烁古今。对此，“愤青”们或许只有望其项背、心悦诚服的份儿了！

东林党首领人物顾宪成和高攀龙，均系博学之士。同古时众多“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一样，他们早年都曾入朝为官。居官之时，两人始终秉君子之心，持君子之行，完全不计较个人的荣辱进退。顾宪成曾言道，“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他和高攀龙以此作为评判是非善恶的准则，满怀忧国忧民之心，冒着政治上的巨大风险，不断上书直陈时弊，大胆为天下苍生言事，因此触怒了皇帝，先后被罢官回乡。

历史上，文化名人政场失意后，大多郁郁寡欢。顾宪成和高攀龙却未沉湎于个人得失，也未选择归隐山林，两人志在世道，忧国忧民之心丝毫未变。他们自己慷慨解囊，联合多方力量，集资重建了宋朝大儒杨时在无锡创办的东林书院，在他们个人的人生和中国的文化思想史上，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顾宪成和高攀龙讲学东林，崇尚有用之学，主张关心时事，加之两人声望之巨、才学之盛，书院很快凝聚起江南众多抱道忤时的读书人，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政治舆论力量。

翻阅史料，我常常惊讶于明末朝廷的乱象：万历后期神宗皇帝20多年不上朝，光宗皇帝在位仅20多天就一命呜呼，天启朝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飞扬跋扈，明末四大疑案的云遮雾掩……

在这样腐败没落的皇权统治下，东林书院那些书生们，满腔救世济民的热忱丝毫未减。顾宪成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写道：“天下有一毫不可为，豪杰不肯犯手；天下有一毫可为，圣贤不肯放手。”东林党人身上，展现的正是这种圣贤豪杰的气节：稍有机会，他们就会上书弹劾各种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黑暗势力；阉党势力气势汹汹扑来，他们泰然自若，慷慨赴死；魏忠贤下令拆毁东林书院后，高攀龙悲愤写下“蕞尔东林万古心，道南祠畔白云深。纵令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的不屈诗句……正是这种忧国忧民、不屈不挠的精神，才使东林书院数百年后，仍然屹立在众多读书人心中，成为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前年秋，我有机会到无锡，便专门前去拜谒了东林书院。院内绿树掩映，古朴幽静，小桥流水，安详雅致，一派江南园林风光，颇具文化圣地之韵味。行走在丽泽堂、依庸堂、来复斋、时雨斋等处，品读着一幅幅名联，回味着东林书院的非凡过往，心中不禁油然而生几分感动！

朋友介绍说，东林书院牌坊正面的“东林旧迹”题字，早先题写的是“洛闽中枢”，意在称赞杨时在洛阳“二程”和福建朱熹理学思想体系之间发挥的承上启下作用。顾宪成、高攀龙也称，他们所讲的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思想，渊源于孔孟之道。东林党人的情操、风骨、气节，所凸显和张扬的，正是生生不息、在中国正统文人心中传承数千年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殷殷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