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知为什么，钻进我脑子里的是神医的故事。

头一个“神医”叫曹明，当年在我插队的曹坪村，他是远近有名的“神医”。曹明在部队里当过卫生员，从陕北入伍南下进了四川，再到了大凉山一个劳改农场当医生。后来听说“犯了错误”，丢掉了公职回乡务农。他在公家队伍里混了一圈也没有光身子回乡，带了个四川漂亮媳妇叫陈淑兰，还带了一个医生的头衔。有了这两条，回乡的曹明小日子过得马马虎虎。缺医少药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陕北农村，曹明成了这一道沟里几个村共同的“宝贝”。一般的头疼脑热，各村“赤脚医生”用一根银针一把草药能对付过去，赤脚医生小药包里的红汞药水止痛片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病家就会牵着毛驴来接曹明出诊。见到曹明骑着小驴出了村，大家会跟陈淑兰嫂子开玩笑：“明哥又到哪家吃好饭食？”“又去摸谁家小媳妇肚皮了？”曹明出诊的规矩远近皆知，一是不收挂号费，病家只管一顿好饭食；二是“包干治病”，先不收医药费，说好价钱，病医好才付钱，治不好则一分不取。这规矩让曹明在此地留下了好口碑。虽不是包治百病的“神医”，但绝不骗人钱财，所以人人都说曹明“到底是部队培养的好医生”。

第二个“神医”是个知识青年，延川县的孙立哲。他比曹明的名气大，我们插队那时候，说起孙立哲，老百姓四个字：“华佗再世”。孙立哲的故事都是华佗型的，我在刊物上读到的典型医案之一，就是一次“宫外孕大出血”手术。说有位患宫外孕妇女大出血，送到孙立哲赤脚医生窑洞时，命悬一线，危在旦夕。孙立哲没有手术室无影灯，也没有动手术救命必备的血浆。说时迟，那时快，大锅开水煮刀剪和纱布，然后，用盆子接着产妇大出血流出的血水，再用纱布过滤，装进瓶里，又输进产妇的血管……就这样，产妇得救了。

这两个“神医”故事，都是我插队时所见所闻。现在细想起来，他们成神也有成神的道理。先说曹明，曹明这个部队的卫生员，最多有中专卫校的医学知识，在外从事十多年的医务工作，多了不少经验和见识。曹明骑驴出诊“屡战屡胜”的秘诀就是：治好才收钱。那时候药品种类少，药价也便宜，消炎用的最贵的就是盘尼西林（青霉素），也才1元左右。经验丰富的曹明见到病人，一看治不好，开点安慰药再撤人，没收钱，有了三长两短，病家从来找不着曹明麻烦。能治好的病，曹明开的也是常用药，花不了多少钱，对了症，见了效，病家也就不计较百把块钱的花销了。在“缺医少药”的时代，老百姓心里没底，治不好病怪自己命不好，治好了病是医生的技术高。孙立哲的神话，也要依赖老百姓这个心理底线，“死马当做活马医”，万一出了事也怪不得医生，治好了，医生就是“华佗”转世！

几千年缺医少药的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华佗”的神医传说，道理简单，老百姓对疾病心理期望值低：治不好是正常的，治好了才是神奇的。同样也是早些年，各种诊所和药铺里，都可以见到各式各样表达感谢和称赞医生医术高超的锦旗。病医好了的，感激万分送锦旗；没医好病的老百姓不会送锦旗，同时也不怪医生，只怪自己命不好。挂满锦旗的各种诊所表达着“缺医少药”时代这种最重要的社会心理。

有位先生对我说：“以前医生多有道德，悬壶济世，家家挂满病家锦旗，现在世风日下，到处是医患纠纷！”在今天，医生和医院确实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方个别医生收红包，医药代表送回扣等等，坏了医道，应当纠正。然而，今天中国百姓得到的医疗保障、各级医院的医疗条件、各类医生的受教育水平，也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我想这样回答这位先生：“今天的老百姓进医院看病，和过去进挂满锦旗的诊所，心理上完全不一样了。在今天大多数病人认为，科学发达了，有了全民医保了，治好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一没治好病，有人就会责怪医生和医院，这也是一个误区。少数的‘医闹’能得到一些社会同情，就是因为对待疾病的社会心理变了，期望值高了。打个不太准确的比喻：当年人们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因为遍天下腐败黑暗，有了个不贪污的边区政府，发自内心高兴得又唱又扭。现在，如果谁进了政府，就想当官刮地皮，老百姓肯定不答应，肯定会大喊大叫，媒体上也常会让这些人见光。为什么？因为老百姓都明白了，在政府里做事，干净是应该的！同样，今天少了挂满锦旗的‘华佗’也是好事，因为在今天做个好医生，也是应该的！”

缺医少药的时代，老百姓看病是件奢侈的事，医好了病是华佗显灵，也就处处流传神医故事；在一个老百姓对健康抱有极高期望的今天，成为一名好医生也就更加幸福同时也更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