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情”执法的特征就是罔顾道义，置道德禁忌于不顾，单方面强调“法律”的技术特性，表面上显得不偏不倚，实际上不仅颠覆了实施法律的社会心理基础，也颠覆了法律本身的价值意义

近日有媒体报道，李先生于凌晨发现小偷蹲在居民楼雨棚上，遂本能地大喝一声“小偷”，结果该贼作案心理素质欠佳，竟被这声断喝吓得坠楼身亡，小偷父母在警方作出李先生“无犯罪事实，不追究刑事责任”结论后，将李先生告到法院，索赔67万元，理由是“小陈的确进入李先生家中，所以，李先生负有保障其安全的义务。但是，李先生却疏于履行这一义务，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目前这个案子如何，尚无结果，但另有类似案件，法院却作出当事人吴老头赔偿判决。

吴老头发现小偷攀爬在阳台栏杆上，遂大吼一声“有贼！抓小偷！”吓得该贼坠楼身亡，法院以吴老头吼声分贝过高，理应承担一定责任为由判赔小偷家属2000元。

在这两起案例中，如果非要就“法律”而言，是可以找到要当事人适当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依据的，尤其是，我国的法律条文往往大而无当，法官因此从技术角度所产生的“自由裁量权”很大，要做到这点相当不难。

问题在于，对于入室盗窃他人财物的行为——是否已遂姑且不论——而言，首先还不是触犯法律的问题，而是触犯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其次才是所谓“违法”或者“犯罪”，换言之，法律首先是建立在人类道德禁忌之上，对触犯人类道德禁忌行为的惩治和纠正，也就是说，构建法律的前提伦理依据是道德标准，当然，以现代社会的法律来看，违背道德未必违法犯罪，但违法犯罪必然违背道德。

入室盗窃或者其他侵害公民人身、自由、财产等违法犯罪行为，本身就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对公民的人身或者财产权利购成了威胁或者已经造成了伤害，他的盗窃行为不受法律所保护，再加之，事起仓促之间，公民本能发声怒斥惊吼或者召唤四邻，甚至以其他手段对违法犯罪者实施行为阻拦，于情于理，无可厚非，于法也应该有相应的支持才是，而现实却是，“抓小偷”导致小偷人身受到伤害乃至死亡，小偷没事，抓贼者反而备受“法律”煎熬乃至锒铛入狱，并不少见，真正是“扬盗贼威风，灭良民志气。”

法律对社会的管理作用有好几个，其中之一是通过惩戒所产生的警示，而惩戒并非完全通过司法机关的逮捕起诉判决来实现，公民的“见义勇为”、“正当防卫”和其他被迫的阻抗行为均是惩戒的形式之一，通俗点说——比如上述案例——某小偷在实施盗窃行为时被受害人吼声吓得坠楼而死，本身就是对其他小偷的潜在警告，也是一种为自己非法行为所付出的代价，这个事例对社会是有益无害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法院受理小偷家人的起诉，甚至判决盗窃行为受害人承担经济赔偿，等于变相鼓励小偷行窃，等于变相承认盗窃行为一定程度的合法化，其弊害无穷大。

过去的时代，对于盗窃等犯罪行为当事人，采取了非人道、非法的捆绑吊打剃阴阳头游街示众等行为，无疑是应该坚决制止的，这种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伤害其身体性命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犯罪的，改革开放以来依法制止这些非法行为是完全必要的，然而，纠偏的同时不可以走极端，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人不可以“滥情”执法。

“滥情”执法的特征就是罔顾道义，置法律的前提基础即人类道德禁忌于不顾，单方面强调“法律”的技术特性，表面上显得不偏不倚，实际上不仅颠覆了实施法律的社会心理基础，也颠覆了法律本身的价值意义。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有个著名观点，他说：“法律必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一旦法律的正义感在人心中被颠覆，最终受害的就不仅仅是抓贼的公民自己，还有法律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