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幅城市与乡村相连的巨幅“浮世绘”。李佩甫的《生命册》里，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每一个人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直爽侠义的骆驼变得贪婪狡猾，博学高雅的杜秋月成了诡计多端的泼皮无赖，“爱惜羽毛”的范家福和夏小羽却陷进了权力和金钱的漩涡……但是在他的笔下，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坏人，只有活在“环境”中的人。

数十年风雨浸润成《生命册》

犹如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平原上的各色人物在李佩甫的笔下铺蔓成枝叶，却又次递交错，主次分明。是的，他写了最普通的植物，写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几十年来对于人性和生命意义的文学思考，经过数十年风霜雨雪的浸润，最终的醇与熟体现于厚重的《生命册》。

翻开《生命册》，回望李佩甫写作的经历，能依稀看到，他孤独地在文学之路上艰难的求索，更能看到他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的反思与审视。

一个人的童年，几乎决定他的一生。李佩甫虽出身于工人家庭，但他的童年，常常往返于乡下姥姥家。那时候，他只有六七岁，刚上小学，几乎每个星期六下午，他都会背上小书包走30里路去姥姥家，为的是能吃上几顿饱饭。他总是很恐惧、很孤独地走在乡村的土路上。

他并不知晓，从那时起，那双脚印注定要在平原上扎下根来。

1974年，李佩甫考上技校，之后在工厂当工人，开过各种各样的车床。1978年，他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拿了35块钱稿费，当天夜里就跑到街口拉风箱的小摊上喝了一碗糯米甜酒。因这三个短篇小说，李佩甫在市文化局的一个老同志的帮助下，调入文化局成为专业创作人员。然而从处女作《青年建设者》、《谢谢老师们》到1986年发表成名作《红蚂蚱，绿蚂蚱》，有八年的时间，李佩甫经历了难忘的蜕变。

20世纪80年代，所有的作家都张开毛孔吸收西方所有的文学元素和营养，中国作家被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的一句“多年之后”打垮了，走不出这个“多年之后”。作家们都在模仿，李佩甫也写过意识流，虽然有的作品也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但是不成功。

“这里有个‘化’的问题，仿制很多，完全本土的作品还没有‘化’过来。中国作家拿出本民族的文本是一个难题，这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困境，也是瓶颈。”李佩甫说，当年好像我们曾经认为中国作家已经快捉到那只鹿了，鹿就在眼前了，走着走着，前方突然失去了目标，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对于中国作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记忆中的“平原”是创作源泉

李佩甫所说的“鹿”，是代表中国文坛的顶尖作品。他个人认为，中国文学在亚洲并不落后。比如印度的奈保尔、土耳其的帕慕克，日本的大江健三郎等，中国一线作家的作品跟这些作家相差无几，但是跟世界上最好的作品相比还是有差距，瓶颈就是文本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后变得多元了，社会生活丰富了，中国作家失语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应该走在时代前面。可是当代生活中，作家思考的时间不够，文学不可能跟生活同步。很多个夜晚，他穿越大街小巷，像狼一样在各个街头徘徊，想写好作品，想找好素材，想找好方向，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我是苦苦追寻了很多年之后才找到写作的源泉。《红蚂蚱，绿蚂蚱》里有我对那片土地透骨的热爱。不用想，日子会跳出来。那种天然的熟悉，一风一雨、一草一树非常熟悉。”

过程是不可超越的。写出好小说必须找到熟悉的生活源泉，找到一口井。世界各国的作家，最后都要有自己熟悉的土地，才能走向极致。李佩甫的源泉就是平原，他在这里长大，无论是四季变化、植物生长、人的生命状态都是他最熟悉的。许多年来，他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这是一个缓慢的认知过程，不是翻题材的“山”，而是在掘生活的“井”。“平原，我是指记忆中的‘平原’，一直是我创作中需要一次次重新认知的‘大地’，是我创作的源泉。”李佩甫说，《等等灵魂》和《城市白皮书》，之前还有《学习微笑》，是写城市精神状态，是纯城市化的作品。

关于“平原”，李佩甫一直有写三部曲的打算：1999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羊的门》，集中了这块土地最尖锐的问题，更多的是对阶段性的社会生活的反思，具有批判意义；2003年，他延续《羊的门》自《圣经》里取名，推出《城的灯》；而第三部《生命册》写树的成长过程，写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写它生活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我期望自己对根的关注更多一些，关注‘土壤学’更多一些。”

写作随着人物和文字的情绪走

在《生命册》里，李佩甫采用了树状结构的写法，以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作为树干，主写一个人的成长背景。树状结构很容易写散，所以他在书中埋藏了很多隐笔和伏线，比如说“见字如面”，“给口奶吃”，“汗血石榴”，这些既是隐笔，是结构上的铺垫，又是开启这部长篇的钥匙。他在文本形式上做了探索和实验，用内心独白写一个人50年的心灵史、成长史，他身后的巨大背景作为树枝的分杈来表现，以充分表达“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因此，《生命册》的每一个字都凝聚了他的思考：某片土壤不长栋梁之才，是因为土地有问题，营养液有问题，土壤是需要改良的。如果不改良，生长出来的植物都很难成为栋梁之才。他因此下大功夫写背景和土壤，写植物为什么成长为这样。“这不是一时的问题，是长期以来积累的、遗留的问题。在写作中，我是随着笔走的，随着人物和文字的情绪走的。某些事情某个状态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每个人都有背景和原因。”

在《生命册》中有一个“让筷子竖起来”的细节，这个细节，隐含着李佩甫对于未来的期待和探询：“我们希望改革开放能使我们的生活好起来。30多年过去，现在要问问，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他说，“筷子”是比喻和思考，不是迷信，希望找到人类好的生活方式，是期望小树苗能真正长成参天大树。我们需要好的生活方式，怎样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本书是复杂多元和全方位的，人有时候要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脚印，也许会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