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北京农民之子、新公民之友、真爱教育等公益组织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的相关负责人坐在一起，探讨8000多名在京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经过3个多小时的探讨，与会者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帮助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群体适应社会进步，使他们成功转型，帮助这个群体找到一条面向未来的发展之路。

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

据多年关注和研究打工子弟学校教育的北京市教科院副研究员卫宏先生介绍，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属于民办学校教师群体，其特殊性在于，有许多打工子弟学校没有取得办学证，而这些学校教师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更加突出。从劳动关系上看，教师实行聘用合同制，教师与学校的关系是聘用关系；从工作状态看，教师的流动性大，群体分散，教师来源多样。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社会待遇低；工资低，没有假期补贴；社会保障缺失；工作量大，时间长；身体健康状况差；中低收入家庭多，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差；工作上缺乏培训和提升教学能力的机会；对职业发展前景迷茫。

据介绍，目前散布在北京城市边缘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没有全部被纳入相关的基础教育部门进行监管。据统计，正式在北京市教委登记备案的打工子弟学校仅100多所，而实际数量可能已达200多所。

既然客观存在，这个群体的权益就要正视。目前，老师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遭遇挑战：缺乏社保、每天长达10个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1300元左右的过低工资，70%以上都是女性老师，普遍存在各种健康问题。

卫宏分析认为，打工子弟学校在办学中遭遇“观念歧视，体制排挤，权力侵害，权益难以保障”的险恶环境，是造成教师群体的劳动权和发展权无法保障的主要原因。

《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与公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社会及政府支助有限

目前，基金会等慈善团体多以关注公办教师为主，例如：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陶行知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关注打工子弟教师群体的基金会非常有限，南都基金会在此方面的支持尤其可贵，从2008年开始，该基金会已经连续支持了四届“新公民教师园丁奖”，通过对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评选，号召全社会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发展和民办教师的成长。卫宏认为，基金会应该多一些这样的雪中送炭之举。

民间关注教师的公益活动多以青年志愿者或教师群体自发成立为主，这类行为往往具有很强的行动实践力，但是由于资金等条件的限制，社会影响力较弱。卫宏认为，目前各类社会力量关注弱势教师的努力，多局限在某一领域中，往往势单力孤，社会的发展需要政府、基金会、人大政协代表委员、民间组织等不同声音之间的联合互动。

车祸促成的救助基金

2007年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夏老师突然遭遇车祸，昏迷近20个小时，由于交不上住院押金，在医院观察室“观察”了5天才住进医院。这件事折射出教师困境：车祸事件后，司机全责，受害者却缺乏专业支持和帮助，拿不到赔偿。

据新公民真爱教师救助基金负责人郭斌老师介绍，该基金是由北京市真爱文化传播中心、北京市朝阳区蒲公英培训中心(新公民之友)、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四家公益机构发起成立的公益基金，旨在构建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支持系统，从救助个体转变为系统支持，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减少老师的后顾之忧，更好地为打工子弟学校教育做出贡献。

参与教师救助基金项目的农民之子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王春花说：“在多年援助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工作中，深深感到严重透支：由于资金薄弱，希望最大限度地帮助更多的受困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常常捉襟见肘，身心焦虑。我们这两年曾帮助一位患白血病的老师和一位丈夫患癌症的老师的基本治疗，因为后续资金跟不上，到后来，我们都心生愧疚，不敢去见这几位患者了。”另一家机构的负责人说：“因为救助力量太小，总想把钱用到刀刃上，我们工作人员经常不能定期足额拿到工资。”

慈善，如果仅仅凭着古道热肠，是不可能做到有效、可持续进行的，只有慈善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慈善事业的从业者健康成长，这个行业才能可持续健康发展，也才能有效地帮助更多需要的人群。

这个群体终将消失

刘鸿儒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华说，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现象。站在历史的高度看，这些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办学标准的学校最终会被取代，打工子弟学校老师这个群体也最终要消失。

刘文华认为，打工子弟受教育问题最终会由政府彻底解决。比照全国民办乡村小学、中学被并入正规的学校教育，几十万民办教师也通过各种方式转换了角色和命运。不到1万人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老师，生活在城市边缘，帮助他们走出目前的命运低洼地是人道的事业。

卫宏总结认为，帮助打工子弟教师群体，从宏观上，重在政策倡导，将其纳入“民办学校教师”这一更大的社会群体之中，推动落实其法律地位；在现实中，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推动解决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群体的凝聚力和话语权的问题；从行动上，要通过各种活动和培训来改善提升教师适应社会变化的素质和社会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