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驰的车轮一路向前，

追风追雨总与候鸟擦肩。

单色的生活谁说不浪漫，

我把歌声带给孤独的荒原。

高原有多高，高寒有多寒，

还有那烈日灼烤的火焰山。

亲人在远方，亲情在身旁，

追梦向远方，痴情把梦圆。

——摘自潍柴“三高”试验队队歌《追梦远方》

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行走在沙尘蔽日的浩瀚荒漠、冰冻三尺的积雪道路、杳无人烟的青藏高原。远离城市，远离繁华，与道路、试验车为伴的时间比陪着父母、爱人的时间还长。

在酷热的季节，一遍遍测算着发动机的各项数据；在严寒的冬夜，用冻僵的双手操作电脑键盘，把带着冰茬的冻包子塞进嘴里充饥；在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忍受着头晕恶心、心慌无力，即便遭遇地震，也没有一声怨言。

7年中，行驶里程30多万公里，22次奔赴高温、高原、高寒地区，测试了上千个柴油机型，采集了两万多组数据，建立起国内独一无二的柴油机数据库，使发动机能够适应一切极端环境。

……

创造这些业绩的，竟是这样的一群年轻人：80后，独生子女，60%以上为硕士、博士，平均年龄27岁。

他们是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三高”试验队队员。

常年在高温、高原、高寒的极限环境中工作，他们依靠勤奋劳动、诚实劳动、创新劳动，开辟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潍柴也依靠自主品牌，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高速大功率发动机供应商。

正如歌中所唱，这群80后，义无反顾背起行囊，踏上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漫漫征途，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梦想——在世界发动机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造出一颗“中国心”。

行者无疆，因为我们心中有梦想！

中国，昆仑山，2009年8月。

巍峨的昆仑山像一个倚天枕地的巨人，沉睡在大地上。

早晨7点，一支车队轰鸣着盘山而来，巨大的车轮卷起的灰尘遮天蔽日。

坐在车上的“三高”试验队队员黄继轩，兴奋地用手擦去覆在车窗上的薄霜，望向东方。天际从湛蓝转为橘红，忽地，太阳从山的那头跳出来，远处皑皑的雪峰像一支火把，瞬间把整个天空照亮。“快看，昆仑山的日出多美啊！”黄继轩回头喊着队友。

“嘟——嘟——嘟——”仪表盘一盏红色小灯突然闪个不停。司机一脚刹车，停在了路边。“水温报警了。”司机无奈地摇着头，开往青藏高原的一路上，大伙对突发情况已经习以为常。

“循环泵堵住了！”一个队员下车仔细检查后喊道：“得排出里边的积水。”

“我来！”黄继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满是油污的蛇皮胶管，将管子的一头浸在水里，另一头含在嘴里，一口一口吸了起来。水夹杂着油污涌进嘴里。他忽然觉得一阵恶心，趴在车头干呕。

“我们来吧！”几个队友上来抢管子，但都被黄继轩挡住了。他用袖子擦了擦嘴，继续吸了起来。

当所有的水排净时，黄继轩的鞋子已经湿透，鼻子和双手冻得失去了知觉。

队长常国丽把自己身上的大衣脱下，披在黄继轩身上，还不忘开玩笑：“你可是赚了，本来在山上吃的不好，这顿你一定比其它时候吃的油水多！”队员们爽朗的笑声在昆仑山间回荡。

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刚刚还活力四射的队员们渐渐蔫了，大伙都出现了头晕恶心、心慌无力、鼻子流血等高原反应。常国丽早有准备，拿出了绷带和小号的帽子，当队员头疼难忍的时候，给他们戴上勒住太阳穴，疼痛的感觉就能稍微缓解。

凌晨1点，经过7天的长途跋涉，这支从新疆火焰山赶来的车队，终于抵达青海格尔木。将车辆安顿好，常国丽一头倒在床上昏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强烈的震动把她摇醒了。“我这是在做梦吗？”迷迷糊糊中，她看到天花板上的顶灯左右摇晃，听到窗户哗哗作响。

“地震？！是地震了！”刹那间，恐惧包围了常国丽的全身，大脑一片空白。

“我的队员呢？他们怎么样了？”常国丽从床上蹦起来，一把拽开房门，冲到走廊里，挨个把队员砸醒，“快、快、快起来，地震了！”平时说话利索的常国丽，这会儿却有些结巴了。

把队员们赶到楼下，通过逐一清点，一个都不少。常国丽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地上。“试验队有28个队员，万一他们有个闪失，怎么向他们的家人交待啊？”常国丽依然后怕。

“常队，你的鞋呢？”一个队员叫道。这时，大伙儿才顾上仔细看看他们的女队长：头发蓬乱、赤着双脚、蓝色工装在慌乱间反穿在身上……

在格尔木不到一周时间里，“三高”试验队经历了十几次余震。每天晚上睡觉前，大家枕边都会放上几瓶矿泉水，为的就是地震突发时能增加几分生存的希望。

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一台发动机的诞生，要经历多次可靠性试验，其中，检测在极限环境中的表现尤其重要。“三高”试验队的职责，就是在高温、高原和高寒条件下进行发动机的性能试验：每年的七八月份，他们要长途跋涉,奔赴气温高达50摄氏度的新疆火焰山；到了九十月份，又要赶到海拔4700米的青藏高原；来年1月，人们又会在零下40摄氏度的黑龙江黑河、漠河看到他们的身影。像候鸟一样，他们随季节迁徙，却总是与候鸟逆向而行，为此，他们赢得了一个“反候鸟”的美誉。

狂风、大雨、冰雹、沙尘暴、风雪连天、道路颠簸……这些都是“三高”试验队的家常便饭。但没有一个人临阵退缩，他们说：“行者无疆，因为我们心中有梦想！”

我们今天吃苦，是为了司机师傅不会因发动机的问题在野外受罪

“八百里火焰，四周围寸草不生，若过得山，就是铜脑壳、铁身躯，也要化成汁！”在《西游记》的描写中，吐鲁番火焰山是一个令人惧怕的“死亡之地”。

但“三高”试验队的队员们，却盼着火焰山“越热越好”。

潍柴的“三高”试验始于2005年。第一次便选在了热区。

进入新疆后，有一段“搓板路”。其实那不是一条真正的路，而是因为车走得多了，碾出了一条路，大坑连着小坑，没有一处平坦。前车卷起灰白色的尘土遮天蔽日，后车的能见度只有三四米。

坐在车上，刚才还有说有笑的队员们，都闭紧嘴巴，眼睛眯成一条缝，一手紧紧把住前排靠背，一手死命地拽住扶手，试图把自己完全固定在椅子上。即便如此，大家还是被颠得“上蹿下跳”。

每当走上这条路上，大家从来不敢吃饱，也不敢喝水，以便减少中途的休整，让队伍行进的速度快些、再快些。即便如此，260公里的路还是走了14个小时。

在最靠近公路的小旅店里住下，已是半夜两点了。队员们的鞋子、袜子、头发、鼻孔、耳朵、嘴巴塞满了沙子。“我们洗澡时，冲下来的沙子能把下水道堵了。”回想起当年的情形，首批队员李士振爽朗地笑了。

第二天中午12点钟，温度最高、太阳最毒，队员们准时抵达试验地点--火焰山。

此时的火焰山，空气温度已达到50摄氏度，地表温度则更高--82摄氏度，大地像即将融化的软糖，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股烧焦的味道，令人窒息。

为了准确测出发动机在极热环境下会产生怎样的变化，队员们关闭了空调，驾驶室像个密封的蒸笼，一会儿的功夫，衣服便被汗水湿透了，随即水分又以最快的速度从皮肤蒸发。一天下来，每个人的手臂上都结出了一层盐花。

“车里的队员在‘蒸桑拿’，我们在车外检测的队员就是‘日光浴’了。”李士振和刘信奎两名队员尽管做了充分准备--戴着大草帽、穿着大裤衩，但在车下没干多久就中暑了。两人被“强行”送到医院打吊瓶，但担心影响试验进程，两人嚷嚷着“轻伤不下火线”跑回试验场，坚持把每个试验环节都准确地记录了下来。

对于“三高”试验队队员来说，高温固然可怕，可在高寒地区的经历，更让他们印象深刻。

直到现在，队员汤海威的手背上，还清晰地留着一道疤痕，是高寒试验区留给他永久的纪念。

有一天，试验车在零下4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突然抛锚，汤海威最先跳下车，一猫腰，钻进车底检查。打着手电一阵排查，发现是一条连接胶圈被冻得变形了。他二话不说，摘下手套就去卸。手背碰到金属管子，一下子冻在了一起，情急之下，他使劲一扯，硬生生地撕下来一块皮。小伙子也倔强，一声没吭，愣是忍着疼把胶圈卸下，递给一旁的队友。队友飞奔进屋，用火把胶圈烤软，然后捂在怀里，又一路奔回来，递给汤海威。他以最快的速度安装、启动，车“突突突”响了起来。

当队友们把汤海威从车底下拖出来的时候，他的腿已经冻得没了知觉，后背被融化的雪结成一层薄冰，受伤的手背血肉已被冻住，又疼又痒。

“为了获得最佳数据，越冷、越热，越开心。”汤海威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也就是在这一年，在零下42摄氏度的环境下，与潍柴一同进行寒区试验的其他厂家的发动机全部“趴窝”，只有配装了潍柴蓝擎发动机的试验车冷启动一次成功。这使潍柴发动机在业界一炮打响。

7年中，“三高”试验队收集的两万多组数据，全部装入了发动机那一张小小的电控单元板。有了这些数据，发动机会变得更聪明，更能适应变化多端的自然环境。

“我们今天吃苦，是为了以后司机师傅不会因发动机的问题在野外受罪。”常国丽说，这是让他们挺过酷热、严寒、缺氧等生命极限的动力。

三个年轻人的名字被永远记入潍柴发展史册

从2005年至今，潍柴“三高”试验队已有323人次参加。其中，有三个年轻人的名字被永远记入潍柴发展史册：丰东旭、于超、赵蒙生。

2011年10月14日，距离潍柴65周年庆典还有7天时间，一场《中国动力》大型交响工业实景演出正在热火朝天地筹备着。再过几天，青藏高原上的“三高”试验队队员于超、赵蒙生将与父母、爱人团聚，参加一场特殊的集体婚礼。

那天，天刚蒙蒙亮，丰东旭、于超、赵蒙生便兴奋地出发了，驱车3个小时，爬上4700米的高度，进行他们在高原上的最后一次试验。

试验进行得出奇地顺利。下午3点多，一行人准备下山了，比平时早了两个小时。赵蒙生还给女友发了条短信：“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等我。”

但他们的家人最终等来的竟然是他们车祸身亡的噩耗。

下午4点左右，青藏公路109国道2805至2806公里之间，一位途经的货车司机发现“三高”试验队的大货车侧翻在路旁，车头朝下扣在地上，30吨的砂子将车头全部覆盖。

三条年轻的生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他们连一句话都没留下，就这样匆匆走完了短暂的一生。丰东旭和于超只有28岁，赵蒙生年仅26岁。

常国丽说，其实，那一天，他们可以不用去的。因为头一天，他们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试验任务。但由于设备厂家高级工程师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学习技术的好机会，所以三个人一合计，还是出发了。

丰东旭女儿刚满一岁，他原本答应妻子，从高原回来后，给女儿补过一个周岁生日，拍第一张全家福。于超和赵蒙生与未婚妻的婚纱照已经拍好。临行前，他们还大着嗓门跟大伙说：“到时都要去喝喜酒啊，一个都不能少。”可是谁知大家却等来了噩耗。为赵蒙生送别那天，下起了大雨。他的母亲两眼空洞无神，每每看到与赵蒙生的同龄人，她的眼里便闪出光彩，扑上去紧紧搂住，仿佛是她的儿子。老父亲捧着一张“潍柴功臣”的大红证书轻轻抚摸，逢人便说：“我就这么个孩子，但他走的光彩、光彩……”

三个年轻人出事后，潍柴高层领导专门赶往高原处理善后事宜。见到其他队员，领导轻声问：“大家有什么要求提出来，任何理由都可以回去！”他知道，这些只有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一定既难过又害怕。

没想到，队员们里没有一人吭声。连问了几次，还是没有回音。

队员吕文芝忽然闷声道：“大家都可以不用上山了，剩下的试验都由我来做！”

事后，队员们在高原上坚持了40天，完成了剩下的数据试验。

而在潍柴总部，近千名80后高学历工程师踊跃报名，要求加入“三高”试验队，完成三个年轻人未尽的事业，在这个艰辛却极富挑战的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中，有我们的一份贡献

一张照片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蹲在地上，面前油桶改造的火炉冒着热气，铁皮壁上贴着几只小包子，小伙子显然已经等不及包子烤热，手里捧着依然冻得梆硬的包子，歪着嘴费力地啃着。

这个小伙子叫赵金光，北京交通大学硕士，潍柴机电工程师，28岁。

看到这张照片，他羞涩地笑起来：“我当时实在太饿了……”

2009年，黑河地区气温骤降到零下45摄氏度。温度越低，需要试验的项目也越多。为了节约时间，大伙顾不上吃饭，常国丽就买些包子、鸡蛋送到试验车上，当作一天的给养。

当常国丽把一个鸡蛋递给赵金光时，两只手碰在一起，她忍不住打了个冷颤，那手就像一块冰疙瘩，僵硬、红肿。为了方便操作电脑触摸屏、链接传感器，他不能戴手套。

“谢谢常姐……”赵金光用冻僵的双手剥开蛋壳，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常国丽扭过头，眼泪扑簌而下。这些学校里的高材生、父母面前的宝贝疙瘩，本可以在舒适的城市工作，与同龄人一起在灯红酒绿中流连忘返。可他们选择了来到人迹罕至的地方，一遍遍做着枯燥的试验。

“我们这是图什么？”常国丽曾经问自己。

有一次，一辆正在行驶的试验车撞上了突然滚落的山石，差点翻下山崖；有一次，常国丽为给高原上的同事送给养，遭遇突降大雨，一道道血红色的闪电从天连到地，山上的泥浆冲过路面，一侧是山崖、一侧是深河；还有无数次，试验车陷入齐腰的积雪、细软的沙漠中，只能靠队员手推肩扛……

面对磨难，队员们从没有一人要求离开。亲人催促他们早日回家，他们却轻松地说：“西部风景好，山有多高、天有多蓝，你应该来看看。”

其实，他们只是为了使试验数据100%接近真实，让发动机的程序更科学、更实用。

7年，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潍柴发动机跻身“世界发动机豪门”的成就；7年，他们见证了中国发动机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日益缩短；7年，他们永不停歇的步伐得到了世界顶级发动机制造商由衷的敬意。

为表彰潍柴“三高”试验队的卓越贡献，在广大职工特别是80后青年职工中树立榜样，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为这支年轻的队伍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追授丰东旭、于超、赵蒙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授予队长常国丽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据统计，中国大地上奔跑的重型卡车中，每10辆就有4辆装着潍柴发动机。

如今，许多队员已经结婚生子。每当他们带着孩子走在路上，看到一辆重型卡车绝尘而去，都会得意地说：“孩子，这辆车的‘心脏’是潍柴制造的。”

但他们更想说：在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中，有我们的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