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 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如何确保收入分配公平是关键命题，而其中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城市如何更好地反哺农村，健全和完善扶贫机制，尚需深入探索。

今年2月，甘肃启动史上最大规模扶贫行动。40万干部“联村联户”，分期分批进村入户，手把手帮村民脱贫致富，不实现全面小康不脱钩。这一举措核心目标是提高农民收入，能否在平衡城乡收入差距方面获得突破，值得关注。

2011年底，中央决定将人均年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有专家预计，按此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将“扩大”到1.28亿。照此测算，甘肃贫困人口达1300多万，占全省农村人口80%，占全省总人口一半，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

从今年2月始，甘肃通过40万干部进村入户的“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打响一场“反贫困战役”。

告别低水平的“好日子”

“省委书记都到你家去过了，你想着咋致富？”史治军是甘肃会宁县甘沟驿镇钟家岔村村民，虽已过去整整一个月，还是有人在不断问他类似问题。

2月21日，主政甘肃刚两月的新任省委书记王三运推开史治军的家门。

此前一天，甘肃省召开“史上规模最大的动员会”，部署“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大会除在宁卧庄设立主会场外，全省设立1500多个分会场、16000多个收看收听点，参会人数20多万，通过电视直播收看人数达到380多万。

按甘肃省委部署，全省40多万名党员干部联系40多万特困户，手把手帮他们脱贫致富。甘肃省按省市县乡四级联动、综合带动、全面覆盖等原则，让各级各单位和广大干部分期分批进村入户，不实现全面小康不脱钩。

参与单位根据干部人数和单位性质分别联系一定数量贫困村。省级领导每人联系1至2个贫困县(市、区)，从中联系1个贫困村和不少于5个特困户。地厅级干部每人联系不少于3户，县处级干部每人联系不少于2户，其他干部每人联系不少于1户。

史治军成为省委书记王三运的联系户。他记忆里，祖辈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不饿肚子是近十多年的事。这几年，通过政府扶持，丰年有高产、灾年有救济，现在堆在谷仓里的玉米和土豆，几年吃不完。

但按国家标准，这只是低水平的“好日子”。甘沟驿镇钟家岔村是旱山塬区典型的贫困村，村里房子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土坯房，还有村民住在建了100多年的窑洞里，收入主要靠种植业，人均年收入仅2000元。除了满足吃饭的需求外，村民们大多家无“余钱”。

按甘肃省委战略设想，要在2020年让甘肃和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实现贫困农村彻底脱贫致富，目标就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增加，在此基础上，不仅要把窑洞和土坯房换成青砖瓦房，还要按小康标准完成医疗、教育、卫生、通路、建校、医院等20项任务。

脱贫关键要选对“路径”

就在王三运走进史治军家同一天，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刘伟平也以同样方式，来到庄浪县南湖镇石阳村，拿起铁锹，帮村民郜亚明铺地膜；甘肃省政协主席冯健身则来到甘谷县新兴镇康家滩村……

从2月下旬开始，省市县乡四级干部脚步踏进全省58个贫困县、8790个贫困村。面对这样大规模“扶贫行动”，许多农民致富愿望被点燃了。但一些“联村联户”干部很快发现，帮贫困户选择正确的致富“路径”很重要。

很多时候贫困仅是因“最后一公里”，路不通、水不够、信息缺乏、资金短缺等往往成为致富壁垒。联村联户不是简单的干部下乡，而是要打通“最后一公里”。

武山县山丹乡周庄村是蔬菜产业发展专业村。这些年建了无公害蔬菜示范园区，创出蔬菜品牌，注册了“盘龙”牌韭菜商标，家家户户靠蔬菜为生，日子却紧巴巴的。

村民揪心的是：“农业灌溉主要靠车岸渠把水从渭河引来，可车岸渠渐渐没水了。”

原来，灌溉面积达2万亩的车岸渠现在还是条土渠。因年久失修，渗漏严重，又无固定引水枢纽工程，常常是上游农田一遍水还没抽过，下游就没水了，大棚 “喝”不饱、蔬菜长不好。

甘肃省水利厅厅长康国玺来到这里很快发现这个问题，“守着这么好的菜地还受穷不应该。”7名水利厅干部住进村民家，详细调研车岸渠维修改造问题，每天测量、论证，足足忙了一星期。现在一个有关车岸渠修缮改造计划初步成型。

甘肃省总工会将扶贫攻坚目标锁定在帮助农民工提高职业技能上，决定把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劳动技能，作为切入点，在帮扶资金中拿出580万元，按每县平均10万元标准，定向拨付给58个国家级贫困县总工会，用于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工作。

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琳带队来到陇西县巩昌镇牙河村，陈琳说：“农民工是农村脱贫致富的主力军，提高农民工劳动技能是增加农民工收入的重要保证。”

扶贫“相对论”与“持久论”

对于“联村联户”行动，省委书记王三运在多个场合提到两个话题，一是“三个倒数”；二是“不脱钩”。

“三个倒数”：甘肃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全国倒数第一，人均GDP全国倒数第三，全面小康进程全国倒数第五。

“不脱钩”：不实现全面小康不脱钩，即使实现全面小康，“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也要长期坚持下去。

甘肃省委党校教授康民对此解释是，这阐述了扶贫的“相对论”和“持久论”。“不论横向比、纵向比，贫困永远是相对概念，反贫困更是长期执政任务。”

“联村联户”行动伊始，甘肃省部分机关刮起“捐款热”，一些领导想法很“单纯”：既然2300元年收入是贫困线，那么每年捐出2300元给贫困户，不就可以脱贫了？

此举很快遭到甘肃省委制止，被认为曲解了省委战略部署意图。

贫困有时“贫”的不是金钱而是办法，“困”的不是条件而是理念。因此，扶贫不是简单的输血“捐钱”，更重要的是增强造血功能。联村联户不仅是让干部和群众对接，还要让农村和城市对接，让困难群众思想与发展的先进理念对接，帮他们找到永久脱贫的路。

宕昌县新城子藏族乡大河坝村，沟深坡陡，土地贫瘠，农业基础薄弱，粮食产量低而不稳，是全省贫困程度最深、未脱贫人口最多地区。

而这里和宕昌县著名4A级风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官鹅沟仅一山之隔,守着大好的旅游资源却受穷。甘肃省发改委副主任魏宝君带着帮扶队下来时，新城子藏族乡党委书记沈清泉有了大胆设想，能不能把大河坝村和一山之隔的官鹅沟对接上。

“这个思路好。”省发改委立即委托兰州新现代建筑设计公司做规划。以旅游开发为依托，通过基础设施改善，产业项目扶持，为脱贫致富奠定基础。现在，包括危房改造，道路、桥梁、学校、饮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在内的羌藏风格旅游民俗村在规划中已现雏形。

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张力学走进武山县洛门镇改口村调研了3次，他说，“ 之所以反复调研，就是为了调查深一点，问题找准一些，措施订实一些。对于敲定的帮扶项目，要创新项目机制，探索由乡政府组织贫困村民参与实施，通过项目实施改变农村面貌，夯实发展基础，带动农民就业，促进农村发展，真正为贫困村找到一条脱贫发展的路子。”

视点

“反贫困”考验政府施政能力

甘肃省委党校教授 康民

问：如何协调好扶贫、发展及实现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

答：考察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既要考察有多少富人和中产阶级，更要看还有多少穷人、穷人的生活状况。在减少贫困、减缓贫困和最终消除贫困方面做了什么、效果怎样。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如何使尚未脱贫的农村人口解决温饱问题并逐步过上小康生活，是当代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事实上，反贫困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运行自行解决，只能通过政府和其它社会组织的力量，通过帮扶助困和二次分配及多次分配等方式来解决，最终“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人民大众所分享，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问：这次扶贫行动意义和价值何在？

答：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内涵深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表明了政府“勇于担当”的责任和反贫困的决心。

在衡量反贫困取得的成就方面，国际社会通常采用一系列指标来反映。这些指标包括人均GDP和基尼系数为代表的经济指标，也包括以婴幼儿死亡率、中小学入学率以及预期寿命为代表的社会指标，其中每一项指标对应着一份政府责任，考验着政府施政能力和政策实效。

本次扶贫行动最大意义在于应为当地今后的扶贫开发提供可借鉴的有效模式，并形成可持续的扶贫机制。（康劲采写）

视点

应持续推动形成有效制度安排

社会学者 郭簃

问：请评价甘肃此次扶贫行动计划？

答：此次大规模扶贫行动的规划和初步实施值得肯定，但关键是要落实好。如何将计划步骤持续贯彻下去，并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同时细化扶贫标准和目标，找到适合当地的扶贫和反哺的成熟模式，真正带动大批农民和低收入群体脱贫致富，进而能够推广到中西部类似地区，或许才是其重要的价值所在。

问：请结合当前收入分配现状谈谈如何健全完善扶贫机制？

答：公开报道显示，最近三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一直保持在3.3倍左右，而世界银行有统计显示，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率为1.5。因此，我国城乡收入差别正在拉大的现状需引起高度重视。

完善扶贫机制应纳入整个收入分配制度建设中，其目标是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这其中二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偿机制很重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应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应注重公平。

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基础上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的再次调节过程。这一过程中包含了扶贫机制建设。首先要通过政策倾斜加大对收入分配公平的调节力度。这包括政府通过税收、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其次要注重地区差异，在统一规划前提下，找到适合不同地区发展的具有针对性的有效扶贫路径。（王瑜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