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车辉）为了救一名身处险境的儿童，河南籍外来工王沛冉受伤致截肢。如今，他正平静地躺在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病房内。他没有后悔自己救人的行为，但涉事方不承认有过错，不同意补偿，而被救助儿童的家长也没有提出补偿，并已不知去向。巨额的医疗费，使王沛冉面临生活窘境，其父亲将责任方告上法庭。

去年7月3日晚，王沛冉作为物流公司的押运员跟着火车交货。送货安检时，突然发现一名男童被安检仪卡住脚。危急关头，王沛冉冲上前救下男童，自己的右脚却被卡死，粉碎性骨折以致截肢。他父亲王先生对记者伸出两个手指，颤抖地说：“就是在两个设备间两个手指宽的夹缝里，我儿子的脚被继续运行的机器又拖行了一米多，直至终点才停下来。”

小男孩的父亲闻讯来到医院，一直待了20来天。据王先生回忆，他显得心理压力很大，蹲在地上反反复复地说：“你们打我吧！你们打我吧！”

王先生说，自始至终，小男孩的父母都没有提钱的事，他们也没要。但万没料到，如今联系不上他们了。

“救孩子，就没想过管人家要钱。他们家里也困难。”王沛冉淡淡地说，小男孩的妈妈是开货车送货的，爸爸在工地做工，经济条件不好。

王先生认为，涉事方北京中铁某物流公司有监管不力的责任，索赔115万余元。在法庭上，被告方认为“尽到了安全警示义务和措施，公司没有过错”，并认为责任在违规将小孩带入场地的女司机即小孩家长，王沛冉应向她索赔。被告还提出：“王沛冉明知有较大危险仍去救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看到孩子有危险，应先通知工作台，是原告救助措施不当。”

事发后，经北京市大兴区民政局见义勇为办公室认定，王沛冉被授予“大兴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称号，并获得奖励1万元。王先生告诉记者，首都见义勇为基金会领导曾来慰问王沛冉，还送来了3万元慰问金；在京务工人员团工委给了5000元慰问金；此外，老家的网友们捐赠了4900多元。

但这远不能解决王沛冉的难题。他已不能上班，工资停发，而且所在公司没有给他上工伤保险。而且就算认定为工伤，公司也没有经济实力赔付。

“未来我会和正常人一样交朋友创业，生活总得继续下去。”王沛冉在病床上对记者说。

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吃亏

■车 辉

王沛冉并不是孤例。见义勇为，我国每年会发生上万起，牺牲上百人，负伤2000多人。在身负重伤、缺乏或失去劳动能力的情况下，高额的治疗费和家庭日常生活费用成了见义勇为者的沉重负担，有的甚至不得不举债治病维系生存。

英雄怎能流血又流泪？他们的义举是照亮社会道德体系建设的光芒，是催人向善的动力。他们理应被崇敬，更应享有体面的生活。可我们为何每每会听到王沛冉这样的故事不断发生？

在德国，有这样一项规定，如果你捡到了钱包归还给失主，那么失主就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的钱给你，而你还不能推辞，因为这是法律。德国是这样解释这条规定的：“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吃亏，这样社会才有做好事的动力。”

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法律。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提交过关于制定《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法》的议案，呼唤从法律层面上解决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窘境，其中最关键的是明确几个问题：如何鉴定见义勇为行为？补偿主体是谁？补偿机制如何运行？

如果遇到王沛冉这样的情况，侵害方不承认过错，受益方无力承担补偿，那么谁来对王沛冉补偿？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把见义勇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才能让更多的王沛冉出现在社会中。